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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医生那里接过“死亡判决书”之后，我度过了几天黑暗的日子，不过我意识到自己不会留下像普通人那样长的人生轨迹。现在我需要在剩下的日子里实现可能的目标。
我很幸运，在所选择的工作上发挥出了自己的天赋，后来也在工作中注入了自己的激情。我现在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来认清事实。我现在不用再考虑公司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适应市场的现状，而是要考虑我个人该怎样迅速调整自身定位来应对人生的新波澜。我多年积淀的历练与眼界让我有潜力画好人生最后的轨迹，很多人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个机会也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
在刚才我所说的那句话里，重点并非“礼物”和“机会”，而在于“潜力”。要想把这个“机会”变成一份礼物，一份别人无法从我家人和朋友手中夺走的礼物，这将是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这让人有些难以置信，是的，我明白。
说到底，谁会用这样的心情来迎接死神的到来？即便是一个会计，人生尽头的每一天就一定能有条不紊吗？人怎能不跌入失望的峡谷？怎么会不同命运再做抗争？怎会不去奋力一搏，力图抓住最后一线希望？
面对死亡，人们真的能够积极应对吗？真的能够把它当作人生其他阶段一样来看待吗？真的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情况下还能面带笑容吗？这种逻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而且，最不可思议的就是，怎么能使之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呢？
4。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
在大多数人看来，死神是面目可憎的。人们不想花上一分一秒来考虑〃死〃究竟是什么。人们当下的字典里没有〃死〃这个字眼，都想要等到以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现在还为时尚早。
当人们见到我的时候，不由得就会想起〃死亡〃二字，觉得我是英年早逝，让人扼腕叹息。我可以读懂他们的眼神。我今年53岁，不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可能至少有70岁，甚至像个75岁的老人。我的右脸颊塌陷变形，就像患了严重的中风一样。很快，我的头发会因为化疗而全部脱落，而我的头皮也会变得粗糙。我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了，好像讲话时口中含着石粒一样。我的一位同事说我似乎一下子操起了马萨诸塞州的口音了。有时候，即便是家人和多年的好友，都要听我重复好几遍，才能明白我到底在讲些什么。亲友们经常会请求我，应该说是哀求我吧，让我去接受严酷的治疗，希望能有奇迹发生。一些朋友和同事甚至感到生气，因为我的态度和选择的道路分明是在说：奇迹与可能性都是不值得一试的。当然我打心底也希望第二天《纽约时报》会在头版告诉世人，治疗癌症的医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能够让我多活上几十年。可是，我不愿意寄希望于这种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上。我所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我能够一直活下去，或是至少再活上几年。这样一来，尽管我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至少不要这么匆匆而去。
有些人在生前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当然，也有人自己挑选好自己的墓地，定好自己的临终遗愿到底是想土葬还是火化，还是要把自己的遗体捐赠给科学研究事业。可是当我需要为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时，在我的亲友中，并没有人能够像管理账簿一样来料理自己的后事。我自己打算要这么做，不是为了去影响别人，而是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做事有条理，有计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做会计不仅是我合适的职业，也和我的性格吻合。我的性格特点让我在金融业和会计业得以崭露头角，也同样使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乱无头绪，迎接自己的死亡也不例外。
我在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周，领悟到了这么多生命的真谛（如果没有这场病，我觉得自己难以有这样的体验），我觉得有责任帮助人们认识到只要做好准备，人生的尽头也会是一段绝美的旅程。在确诊几周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和一位挚友徜徉在纽约市中央公园，他是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的顾问，给过我很多启示。我告诉他：〃大多数人并没有我这么好的机会，他们要不就是已经病入膏肓，要不就是根本没有得到丝毫死亡的预兆。我却有这样绝佳的机会，可以尽可能地让最后的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我觉得他眼神中流露出更多的是赞赏，而不是疑惑，不过我不敢确定。
在我担任毕马威首席执行官时，我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员工指导制度，每位员工都会有自己的一个顾问。在我临终前，我不禁想到，自己得到了这么多迎接死亡的体会，应该要和员工们一同分享。我想用自己刚刚学会的知识来给一些人提出人生指导，哪怕能指导一个人也好。我可以分享该怎样为一段段人际关系画上句号；分享该怎样尽情地享受每一刻，让时间因你而停滞；分享比时间更重要的一样东西（我指的并不是爱）；分享如何轻松简单地过好每一天；分享在生活缺少了自由自在的快乐后，为什么有必要重拾这种快乐。这些难道不是健康的人们应该学习的吗？难道非得到了病倒卧床不起之后才能接受这些观念吗？尽管有些不中听，但是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花上一些时间来考虑自己生命的终结，考虑在临终前该做些什么。
要是有人想等到哪天空闲了，再来考虑最后几周或是几个月的安排，我的忠告是〃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是50岁，准备55岁再考虑这一问题，我建议你〃宜早不宜迟〃。如果你现在才30岁，打算过20年再考虑这一问题，我还是建议你〃宜早不宜迟〃。身患绝症、时日不多的人感到有必要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使之变得更有效率，而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紧迫性，觉得哪怕往后推延一分钟都是好的，可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可能已经太晚了。到时候就很不利了，可能还会成为魔魇，所以〃宜早不宜迟〃。
5。“你的脸有些下垂”
并不是说我事事皆顺利，我也有很多要努力的，我也经常犯错。当我神志清醒并想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时，有时思绪难免会飘到过去或飘向未来。我会生气，还经常流泪，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扰。我想要做的事，尽管三番五次地努力，可能还是无果而终。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把最后的人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段光阴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过，现在这种局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在临终前，我不会觉得单凭企业家的头脑就可以豁然开朗，就可以参透人生哲理，就可以洞悉整个世界。我能吗？不能。倘若我那样想的话，就过于狂妄自大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反省或是思辨的人。尽管我相信企业主管的头脑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有用的（在我临终前，我依然感到活力充沛、不知疲倦，就是很好的佐证），但是如果在死亡这件事上，要想成为命运的主管，听上去就有些滑稽可笑。
人之死深邃隐秘，感觉它与我目前所过的生活截然不同，虽然我会保留很多企业家的习惯，同时也要摆脱很多类似的习惯。事实上，尽管我没能总是抽出时间来反思，可是我明白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平衡两极：一极是过去的我，而另一极则是每天要塑造的全新自我。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挑战，而非死亡本身。一方面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领导和经理人，而另一方面却要让自己把这些统统抛到脑后。我应该保留怎样的自我？我又应该舍弃怎样的自我？什么能帮我？什么又会让我失败？诊断前后我的性格是否发生了断层，而我身上是否同时具有这两种分裂的性格？这好吗？抑或是难以避免的？最后交锋胜利的会是想要的那个自我吗？
从我生命的起伏跌宕之中，别人又能学会些什么，又能获得些什么？我喜欢当一个商界的领袖，但是命中注定要谢幕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在我还没有变得神志恍惚和视力完全衰退之前，我最终决定由自己来说再见，至少我还有能力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是谁？在我过去的一生，我慢慢成长为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这是美国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有着百年的辉煌，拥有40亿美元的资产和20000名员工。我在这里度过了一天又一天的美妙生活。
2005年5月初，康妮和我一起去打高尔夫。我的开局不错，不过到了第8洞，放好球，挥杆，球应声飞去。不过，偏了，我倒不是说又是一个糟糕的右曲球。多年来，和很多高球爱好者一样，我也常犯右曲球和左曲球的毛病。不过，这一次球飞得很直，但是落点离球洞很远，好像我眼中有另外一面洞旗一样。自此，我就打得很糟糕。我们打完了全场后，康妮说我的脸色有些苍白。我已经习惯于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2005年的春天更是忙得昏天黑地。这段时间我不仅为工作奔忙，也为家里的事操心。在我能真正长舒一口气之前，手头的事依然堆积如山。首先，我要飞往上海去参加全球经济论坛，届时会有来自各地的商业领袖出席。我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毕马威中国分部的运营现状，并和公司中国分部的负责人见面。
在去中国的路上，我先要顺道在得克萨斯州的沃斯堡市停留，拜访石油大亨罗伯特巴斯，他一直以来就是毕马威的重要客户。当我在加州的时候，全家人一起为我的一个侄女举行了婚礼派对。在婚礼前的晚餐上，康妮盯着我看了好久，神情异然，然后用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你的脸有些下垂。”她摸着我的右脸颊说道，可是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异常。后来，我觉得应该自己看一看，所以就照了镜子，发现果然如此。就好像我看完牙医回来，局部麻醉剂依然在发挥作用。
此时，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周末，康妮发现我嘴唇旁的肌肉不时会有些抽搐，右脸颊也不断下垂。几个其他参加婚礼的亲友也提到了这一点。康妮估计这是由于劳累过度造成的，有可能是颜面神经麻痹症，我们从网上得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神经功能紊乱疾病。它的症状为面瘫，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由于我过度疲劳造成的，当一个人因为工作过度导致筋疲力尽之后，就会造成肌肉抽搐。康妮让我去看医生，不过我的中国之行迫在眉睫，我想回国之后再做修整。
6。医生打来了电话
当我在国外出差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不舒服一点都没有在意，我也根本没时间去在意。
第二周，我又马不停蹄地赶赴西雅图，参加微软首席执行官峰会，有一百多位重量级的首席执行官应邀出席。
回到纽约，我的右脸颊和嘴角依然下垂，我答应康妮下周去看神经科大夫。在去看大夫之前的周末，我和康妮宴请了公司的一个老客户及其夫人，多年来我们已经视为莫逆。在饭桌上，我兴高采烈地回顾了这次出行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