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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诺斯第二悖论，就要从诺斯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来探寻。诺斯最初受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其实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就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斯密提到的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还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就比如一个商家以前从一两个地方进所有货，现在却要跑十几、二十几个地方才能配齐货，交易费用当然会增加，而适当的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主要是为了支持更加复杂的交易。因此，交易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成本的增加，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而诺斯在后来接受了张五常、科斯等人的思路影响后，就把交易费用归为成本，把降低交易费用当做制度变迁的任务。结果，不同的理论来源造成了诺斯第二悖论。
因此，要想破解诺斯第二悖论，要么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要么放弃古典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看来，学的太多、懂得太杂也不见得是“好事”！
99。牧童经济：破坏的最后是自我灭亡
现在人人都在讲“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的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也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投资巨大的环保行业更是成为近年经济中的弄潮儿，得到政府给予的诸多支持。为什么只想攫取的人类如今如此重视环境问题？这要从经年累月的“牧童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说起。
在气候、环境等问题得到充分重视之前，人类的经济政策就像牧童放牧一样。只管让牛羊吃饱吃好，长得又肥又壮，而不管草原被破坏成什么样。这种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量地、迅速地消耗自然资源，把地球看成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进行无限度的索取，同时造成废物大量累积，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它表现为追求高生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高消费量（商品转化为污染物），因而被称为“牧童经济”。
而如此放肆的行为，自然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沙漠扩大化是人类得到的大自然最早的警示。土地是人类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们随心所欲的开发利用却使其遭到惊人的破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有个咸海，它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从1960年到1993年，咸海面积减少了50％，从6。7万平方公里锐减到了3。4万平方公里。干涸的湖底形成了3万多平方千米的盐土沙漠，被科学家形象地成为“咸海沙漠”。从咸海沙漠中吹出的盐尘风沙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生态灾难。如今漫天蔽日的咸沙使得咸海周围植被萎缩、野生动物锐减，人们的生命健康也遭到严重威胁。曾经的生命之泉转眼成了生命杀手。
遭到破坏的当然不止咸海，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据估计，全世界约有1/4的可耕地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蚀和风蚀，如此下去，人类终将面对一个没有悠悠绿草的黄色地球。
水是生命的源泉，曾经我们以为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今却为缺水而焦虑不安。目前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耗着地球上有限的淡水资源。而且随着农业使用化肥、农药数量的不断增加，工业污水、废渣的直接排放，许多江河、湖泊、水库甚至地下水都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除了我们能切身体会的土地、水源问题外，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如今也被科学家越来越频繁地提起，据研究，如今很多的灾难、灾荒都与温室效应、臭氧空洞关系密切。人类正在品尝自己酿造的苦果。
在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之后，人类才开始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利用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又是有限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叫做“宇宙飞船经济”的模式，颇有创意。
宇宙飞船经济就是把地球看成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除了能量要依靠太阳供给外，人类的一切物质需要都靠完善的循环来得到满足。事实上，地球上的生命生生不息的奥秘，就在于地球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它在太阳能的推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物质的周期循环，不需要补给什么东西，也没有多余的废物，其中的一切都各有用途。生命就是在这流转不息的物质循环中得以体现。
总之，牧童经济在地球上已难以为继，继续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资源的结果只能是毁灭人类自己。无论将来能否实现宇宙飞船经济，人类都必须改变自己“牧童”的身份，找出更和谐的发展模式。
100。马歇尔两难：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
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竞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竞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竞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竞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本来，美国“两利相权取其大”的竞争更具优势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经济主导地位一直握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手里。但到20世纪70年代，变化出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实际上由驻日美军控制。当时的驻日美军司令也叫马歇尔，这位马歇尔将军在帮助日本制定战后复兴计划时坚持要求实行美国式的竞争优先战略。但日本人认为，本国资源匮乏、发展滞后，要实行同样的战略，不可能与已经占据“先驱优势”的欧美一较长短，因此必须另想办法。后来，他们就断然抛弃了马歇尔的主张，奉行规模优先、以政府行为促进生产集中成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在钢铁行业，日本政府力促两大钢铁企业合并组建“新日铁”，60年代一举崛起为钢铁大国；在汽车行业，日本抬高进入该产业的规模门槛，刺激了各汽车企业的扩张，70年代成为汽车大国。靠着规模这个“后发优势”，打破了欧美等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并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尽管日本的成功案例令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美国是“把下金蛋的鹅放在案子上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近百年来美国通过鼓励竞争保持的经济活力，不能否认美国一直占据着经济霸主的地位。马歇尔两难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不是让人去断定哪种方式更好，而是提醒人们随时随地地观察、思考、分析，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外部经济环境等，辩证地看待、客观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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