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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讥讽这些歪道本事竟然还能传染，苏东坡身边的人也跟着学了不少绝招。
苏东坡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草拟了八百多道圣旨，行文无不简练明确。旨中引经据史，妥帖工巧，写这类文字，对苏东坡来说轻而易举。
苏东坡后来调离翰林院，接替他草诏活路的洪姓翰林自我感觉学问不下苏东坡，便得意的询问原来经常侍奉苏东坡一个仆从：“本官所草圣旨与苏东坡相比如何？”
那位仆从恭敬的回答：“大人草诏文美不下苏东坡，不过，苏学士永远不用查书本。”
真不知道这位洪翰林当时是如何表情。
甚至连侍妾朝云都学会了丈夫的德行，据《梁溪漫志》载：苏东坡有一天退朝后，进过晚餐，苏东坡在屋里欣然扪腹度步。信意之际他问家中婢妾：“说说看，咱这便便大腹之中都是些什么？”
一个婢女拍马：“一肚子学问”
另一个丫环回答“一肚子墨水”
还有姑娘谄媚：“相公肚子里当然尽是漂亮诗文。”
苏东坡一概摇头说“不是。”
大有东坡之风的侍妾朝云嫣然一笑：“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直把个苏东坡逗得捧腹大笑，连声大呼：“对！对！还是朝云知道我，”。
苏东坡的幽默善辩、戏谑调侃，本来无伤大雅，只不过戏谑还是要看对象才是正理，有些人哪怕是朋友，就是一句玩笑也是担不起的。
七十五、树欲静而风不止
朝中有公开的政敌“朔党”，在野的敌人更多，大都是元佑初年被贬谪的新政党人，如果说元佑党人之间是路线斗争的话，那失去政权的新政人氏则无异于阶级敌人，是生死不共戴天的敌我矛盾。
北宋不戮大臣，这些敌对势力得以暂时潜伏在了地方，就苏东坡来说，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更谈不上什么镇压迫害。但从来有句：树欲静而风不止，新政党人亡苏之心不死，没有一刻忘记夺权大仇，这眼盯着苏东坡的人们中间，就有苏东坡过去的好友章惇章子厚。
章子厚在早年与凤翔通判苏东坡交情非浅，两人也算是志同道合，无话不谈，哥俩甚至还共过生死患难。
有次几个好友一块游山，那年代老虎还没有被列位珍惜的被保护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还是猎物与被猎物或者反过来的关系，这次双方巧遇了，大家也知道跑不过那斑斓猛虎，比牛气谁也没那个胆量，这时章惇站出来了，直向准备开饭的猛虎逼去，竟然把这位百兽之王给吓跑了。
大家谁不夸奖章大侠的大无畏精神？唯有东坡叹气：这不顾自己性命的家伙日后也难得会顾忌别人的性命。
其后两人曾遇到一座绝壁，唯有一根独木桥能到达绝壁，还是章惇，面不改色心不跳独身走到绝壁，以绳系腰，攀上绝壁刻上“章惇、苏轼到此一游”等字样，把心提到嗓子眼的苏东坡对得意回来的章惇说：“你这家伙，将来必定会杀人不眨眼！”
本来苏东坡之才学就令章惇内心不安了，可是我行我素的苏东坡还是把章惇当作自己哥们儿开玩笑。
据说章惇婴孩时曾被父母扔在水盆里丢弃，是幸而被人所救才得以保住娃娃小命。偏苏东坡在这件被怀疑嘲讽过章惇。因为苏东坡回信给章惇时经常附带诗句，其中有两句犯了章惇的大忌：“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据传，就是这两句诗在章惇内心播下了暗恨苏东坡的种子。
这些还都是将来的麻烦，眼前的麻烦还是司马光的门下官僚，这些人现在占据了朝臣中的大多数。
论说苏东坡的力量也不算小，世之著名的“苏门四学士”已经尽数来到京师，当年“乌台诗案”的被牵连者也大多回朝并被委以要职，包括驸马王诜、王巩、等；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回到朝中，并担任了御史中丞的关键岗位；两个朋友：吕公著、范纯一度居朝廷最高的官位宰相及左丞之位；这期间，黄州的老友陈糙也到了京都专程来看望苏东坡，虽然政治斗争帮不上什么，但是对苏东坡心理忧烦上的排解是巨大的。
但是没有用，主帅苏东坡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干吗的，据苏东坡自己说，连什么“蜀党”他也从未听说过；根本没有一点大敌当前的临战意识，内心还是念念不忘外放为官、避开纷争，这场明争暗斗的对方几乎从未遭到过反击，仅有的一次反击还是由以前怕事的苏辙引发的。
苏辙初来京师时就任的是御史台右司谏，指口不敢言的苏辙偏偏做了个言官，弹劾朝中大臣成了苏辙的职业，真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苏辙并没有吃闲饭，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就是始于苏辙的弹劾，接着苏辙又用了十道奏章弹劾了朔党的一个关键人物，奏章中干脆把朔党统以“饭袋”称之。
“朔党”的人们也没闲着，不过现在的苏东坡也不大好招惹，再炒弄“苏东坡诋毁先皇”已经没有新意，也不大可能奏效了，聪明的党人终于抓住了苏东坡的一个把柄：大不敬现行犯！
这是有铁证的，不，是石证，石碑上刻着的证据。
就是前文说过的，苏东坡在常州等待诏命时曾作的三首诗，离开常州后，常州人氏出于对苏东坡的爱戴，将其诗刻碑留迹，问题出在第三首诗的最后两句上：“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关键在“闻好语”三字上，这首诗石碑上刻明了的，写在五月一日，神宗驾崩于三月五日，还是在国丧之间啊！你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欣然”？“闻好语”，“闻”到了什么“好语”？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忘恩负义的臣子啊！
时间确凿，铁证如山！东邻碣石有一篇，山雨欲来风满楼，东坡大祸要临头！
面对这种攸关生死的弹劾，苏东坡无法处之泰然了，不得不向“当局”解释自己作品的初衷，尤其是当时究竟“闻”到了什么“好语”，以及自己在国丧期间“欣然”的源由。
苏东坡自己的解释很合乎情理，大概也是当时真正的情况：就是接到了宜兴居所已经购置妥当的喜信。
不过这种解释还是难以解脱苏东坡忽视国丧的事实，家事重于国事，总不应该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做出的行为。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危机关头还是弟弟苏辙发现了最为恰当的辩护理由，弟弟亲自出面为兄长作证，铁证还是那块石碑上所刻的成诗日期。
诗成于五月一日，先皇驾崩时兄长苏东坡正在南都张方平家中，六日即成服戴孝有目共睹，那么五十六天之后在常州听到的就决不会是神宗驾崩的消息，“闻好语”被臆断为先皇辞世就自然站不住脚了。
关于对“闻好语”三字，到了苏辙的辩护词中就成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听到聪慧英明的幼主登基呀，还不该“野花啼鸟亦欣然。”么？难道幼主登基的消息不能算是“好语”？
这下弹劾者一时语塞了，具体如何被定性史载没有下文，看来是不了了之了。苏辙这手挺绝：用政敌提供的时间证据来反证苏东坡不可能是初闻皇帝驾崩；那顺势扯过来的“新皇登基”理由谁也无法再反证，虽属一面说词，但却没有人胆敢予与指责，对现任皇帝有想法那可是更加该戮的“大不敬”！
其实，这一切都是前台表演而已，苏东坡即使还是执行自己的“不予理睬”态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决定苏东坡命运人是摄政的太皇太后，只要有她老人家这棵大树在，苏东坡尽可以逍遥自在的面对八方风雨，啥罪名也安不到苏东坡的头上的。
好像是政敌激起了苏东坡的斗志，开始连自我辩护都不屑的苏东坡如同山洪暴发般接连出手，奏章不断递向朝堂――绝地反击要开始了？
七十六、绝地反击不为私
统观苏东坡元佑年间的奏章，就会发觉苏东坡除了对残余的新政势力不依不饶外，并没有针对其他任何人进行弹劾或攻击，相反，起草诏书之余，苏东坡反而把精力投向了具体政务，关注的是国计民生，铁笔挥洒之间掀起的不是风起云涌，而是洒向人间的甘霖！
这正是苏东坡的最伟大之处。
《苏文忠公全集》中保留的好多苏东坡的政论文章和奏章都注明了撰写日期，这使我们后人得以清楚的了解此期间的苏东坡，苏东坡真正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元佑二年的正月十七，在给太皇太后所上的一份两千多字的表章中，苏东坡只是略叙了他本人的职分以及对玩弄政治手腕的谴责，便开始了他对宋朝“民主风气”的竭力争取。苏东坡认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政府官员都统一了认识，或决议“全票通过”之类的虚景并非国家之福！
国家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真实的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风气，于人、于事，才有助益。倘若领导赞同我说对，皇帝挥手我前进，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
对于自己与直接上级司马光在免役法方面的争论，苏东坡认为是正常的，二人是在尊重彼此意见基础上的意见不同。但现在虽然司马光已去世，政府却还是按既定方针办，这不是司马温公的本意，相信太皇太后所需要的绝不只是些唯唯诺诺的乖孩子。――还是朝内民主好。
对于政府从免役法所征收的三十万贯铜钱的用途，苏东坡支持了已经决议了的一半：拨出半数用于西北战事，下余的半数，苏东坡建议把此款用于安置复退军人，此钱“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
中书舍人任上，苏东坡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元佑元年（1086年）四月，司马光主政时虽然宣布废除“青苗法”，但并未实施彻底，只是对于这种“扰民措施”深化改革了一些，是苏东坡数次上表才算把青苗贷款法完全废止。
八月初四的上表中，苏东坡请求将青苗法完全废止，还请求将赤贫百姓之欠债，包括本金利息在内，一律宽免。朝廷接受了他的一半请求，青苗贷款法被彻底废除，但赤贫者之债务宽免之议还需要“研究研究”。不过这一研究就是六年之久，最后还是经苏东坡力请，朝廷才算“研究”出了“接受所请”的结果。
苏东坡最为力争的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叫作“广开言路”。苏东坡向太皇太后再三提出：吾皇有道，就应该接近下层百姓，唐太宗时，能允许每一个人进宫廷直言，甚至包括平民百姓。而本朝初年，皇帝也是允许低级官吏谒见的，也有平民蒙先皇接待。
但现在能见到太皇太后的人只不过寥寥十数人，太皇太后怎能尽知天下所发生的事？倘若这十数人凑巧都是庸碌之辈，不敢把真实情形奏闻，则太皇太后必然会相信天下百姓安乐无事。那天下情形岂不糟糕！就算是有其他官员上表进言，但是那些表章进了皇宫，能得到及时答复吗？太皇太后若不亲自召见，又怎么掌握第一手真实材料？
再说了，好多事万分复杂，一次讨论未必弄得清楚，是不能写在纸上见于文字的，语言交流极其重要！苏东坡以马病做例：马生病，不能以言语表达，“人虽能言，上下隔绝，不能自诉，无异于马。”
对于高官们只是担任上头传声筒的角色，苏东坡深痛恶绝，这点上他对王安石时代耿耿于怀，在给门下张耒的信中，苏东坡近乎谴责的写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
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贪腐大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