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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名振等在金山停留数日，以待上游“秦藩”出兵会师的消息，无奈杳如黄鹤。
而清江南总督马国柱所派的各路援军，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赶来。
见军队孤悬江中，久留不宜，张名振只得挥师东下。
东下途中，在扬州府属的吕四场，张名振率军再次发起登陆战，击败了防守清军、缴获了大批物资。
尔后，从容返回崇明岛休整一个月后，在3月29日，张名振再次率部，二进长江。
这一次，他带来的兵更多，光运兵船就达六百多艘；西进的地域也更深，直达了距南京仅数公里的仪真。
但和第一次一样，他仍设有见到“秦藩”的一兵一卒。
对“秦藩”感到隐隐约约的失望后，返回崇明的张名振，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姓爷郑成功的身上。
5月18日，张名振带着少数军队南下，先到温州买米七船。
然后他南下闽海，到厦门面见郑成功，要求其提供兵员、火药、器械等方面的支持。
在谈判中已经悟出“战与和”关系的郑成功，为了以战促和，对张名振的“有理要求”，没有拒绝。
他派大将陈辉统水兵五千、陆兵一万、大船近百艘随之北上，这让张名振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但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船队起航后，陈辉便在其船上升起大纛，俨然以主帅自居。
见状，名振同志便要求其降下大纛，陈辉执意不从，两人因此于濠头分裂。
分裂后，陈辉率所部南下，独自行动，让张名振再次成为孤军独旅！
十二月，张名振、张煌言等率所部战船四百艘，第三次进入长江。
此次，比前两次又深入一步，十八日即到达南京上元县境的朱家嘴，焚掳了多艘江西粮船。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张名振的“大明海军”，在江苏、安徽的长江江面上走走停停、往来穿梭，不断探听着“秦藩”军队的消息。
直到粮食无法补给后，张名振才茫然若失地退出长江。
常德、长冮之役在悄无声息中落幕，标志着南明在这场生死大角逐中，将无缘再创东晋淝水之战，南宋釆石之战的胜利辉煌了。
历史是大方的，也是小气的，机会一旦错过，将来的“卷案下课”，不可避免。
在这场横跨东西、纵跃南北的大会战中，南明，更象一辆五马拉的大车。李定国、张名振一心一意，郑成功三心二意，孙可望别有心意，刘文秀有心无意，各有各想，各出各力！
相反，对立面的清朝，倒是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故终在这次大会战中，迎风向雨，笑傲江湖！
在本章的最后，让我再来交待一下两位会战重要参予者的人生归宿吧！
张名振，在退出长江后，为寻找落脚点，再一次占领舟山群岛。
但让他大失所望的是，此时的舟山，早已是人去岛空。居民不是被万恶的清政府屠杀，就是强制内迁，偌大的岛上，仅剩六户人家。
气急怨恨加上奔波劳碌，张名振一病不起，不久便在灰心失望中，黯然辞世。
他死后，部下由张煌言统领，继续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
钱谦益，在得到姚志卓飞报后，与夫人柳如是一同慷慨解囊，秘密在山区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抗清武装。
在得知张各振进入长江时，这支武装即在姚志卓的率领下，穿山越水，投身其间，为之联络引路、筹备粮草……
当会战失败，一切抱负无法施展中时，钱谦益剩下的，只有书宅私和书本。
他一面痛定思痛，在书本中抒发无尽的悔恨与故国情思；一面校勘群书，保存传统文化中点点菁华。
1664年（康熙三年），钱谦益病故，享年八十二岁。
150年后，从国家绝密资科知悉钱谦益“首鼠两端”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点名将这位文化大师列入《贰臣传》的乙编，并做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还嗤之为“有才无形之人”，下令在全国封杀其所有著作。
即使在修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时，钱谦益的著作，也被排斥在外，书中凡涉及钱谦益名字者，或改或删。
直到在全国人民前，彻底揭露出钱谦益的“丑恶嘴脸”后，乾隆帝方吿罢休。
又过了100多年，清王朝被推翻，钱谦益的著述，终重见天日，再次成为我国文化史上一朵炫丽盛开的奇葩。
第三十二章 伤逝
十八先生案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是一首“藏否人性、评论人生”的哲理诗。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能对一人一生作出完整全面评价的，既不是其一时的真善美，也不时其一事的假丑恶，而是那永恒流淌的时间之河……
有的人今天善良可爱，明天却邪恶可憎……
有的人在此可亲可敬，到彼却遭人唾弃……
有的人恶贯满盈，但死到临头，却感动世界……
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这类“双面人”比比皆是，马士英、朱大典、李成栋、郑成功、刘孔昭……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的历史，才如此百态杂陈、百转千回。
孙可望，最终也“不能免疫”地成为了一个这样的“双面人”。
在刚到云南的三年创业期内，他曾经殚精竭虑、小心翼翼、勤勤恳恳，最终在这块彩云之南的神奇土地上，打造出一个欣欣向荣的政权！
但就在他事业一步步迈向颠峰，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救星”时，其人生轨迹，开始逆转。
由“盟主”而“秦王”，由“秦王”而“国主”，一步步权力攀升，一步步威福自操，让他不可避免地体会到权力的强大和快感。
怕失掉所有的，想得到更多的，在权力的诱惑下，孙可望曾不止一次，目光复杂地向安龙张望。
“上有所好，下则媚之”，在孙可望集团内部，很快便“诞生”了以兵部尚书任僎为首的“劝进派”。
“劝进派”们为了自已的幸福，向社会大声疾呼：“明运己终，事不可为”，要求永历帝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早日“禅位”给孙可望。
除了喊口号，“劝进派”还搞出不少“祥瑞”的猫腻，为自已的理论宣传，提供“具体素材”。
其中的“星术大师”方于宣，就编出一套“帝星明于井度，天命在秦”的“美丽谎言”。
后来，连永历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办公室主任”马吉翔和“保卫部主任”庞天寿，也非常“自觉”地加入到“劝进派”中，为劝进事业添砖加瓦！
在多种劝进势力的拥戴下，孙可望越来越想把自已由“打工仔”变成“东家”，把对天下的“使用权”，变为“所有权”。
但考虑到自已一旦称帝，就会授人以柄，外面的李定国、郑成功，甚至万恶的清政府，都有可能“名正言顺”地讨伐自已，孙可望感到进退维谷。
“革命尚末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最终，孙可望还是“很明智”地把称帝这件事，暂时后放。
但他这很“有厘头”一番炒作，可把永历帝吓得够呛。
永历帝非常清楚，一旦小孙同志称帝，自己失去的，决不仅仅是政治生命……
人都有自保之心，何况对自身安全高度敏感、对个人生命高度重视的皇帝。
要自保，找外援，自已已没有多少力量的永历帝及其亲信，在对周边外援的兵力、能力、人品、与孙可望的关系等因素综合分析后，把外援的希望，寄托在了“思想比较单纯，能力比较突出，跟孙可望关系特别不好”的李定国身上。
随之，以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任组长的“引李入卫工作组”秘密成立，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地下联络工作。
在这个“工作组”中，除吴组长外，还有张福禄、全为国、张镌、徐极等二十多核心成员。
这些成员，有大臣、有太监，大家都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当然，这个奋斗目标，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说简单，是因为对于现在的李定国而言，一道“措词恳切、感天动地”的密旨，就可以把他引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说不简单，是因为要顺利引来李定国，必须迈过两道坎。
第一道坎是“选人”，即必须派出一个忠诚可靠的信使，越过千山万水的距离，经过兵荒马乱的考验，把皇帝的密旨，准确、安全、快捷地送到李定国同志的手中。
第二道坎是“保密”，就是这项工作，要慎之又慎、密之又密，千万不能露出一星半点的风声。否则，工作组将全盘皆输，成员将全军覆灭。
不用吴组长操心，工作组成员之一的林青阳，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送旨”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为把这件事做得更巧更妙，林青阳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旨，于1652年底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
此时的李定国，正在肇庆战场与清军厮杀，接到永历帝的密旨后，异常冷静，认为“兹事体大，需从长计议”。
他把林信使留在军中，以待时机！
“引李入卫工作组”从冬等到春，又从春等到夏，还未见“佳音”回报，焦急万分的他们，再一次派了密使携密旨前往。
为防泄密，在派密使时，永历帝把早已吃里扒外的马吉翔，调到南宁当官。
这一次永历帝的密使，又不辱使命地来到新会战场上李定国的军中，把密旨庄严交到其手中。
这一次密旨，言辞比上次更悲切，感情比上次更哀伤，效果比上次更煽情！
以致于李定国看后，竟感动得“哽噎无语，泪如雨下”。
他冒着泄密的危险，给吴组长回了一封信，表示自已“宁负友（孙可望）不负君，在打下广东后，即接驾返粤。”
永历帝及工作组成员们，在接到李定国的回信后，一颗颗悬着的心，暂时又落回到肚子里。
但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里发生变化，“引李入卫”的计划，也是如此！
引发这一变化的，就是“引李入卫”工作组外围成员刘议新。
刘议新，人如其名，特别喜欢对“新生事物”，大发评议。
评议也是可以的，但他却把刚到广西的马吉翔，拉来当自已的听众。
在他自以为是的思维里，作为永历第一宠臣的马吉翔，必将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最好的听众”马吉翔，也很够意思，从他的嘴里一听到“引李入卫新议”的短消息，马上将此“原文转发”给孙可望。
事关自已的身家性命和政治前途，孙可望对此短消息，自然不会等闲视之。
他马上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私通李定国专案组”，由亲信郑国、王爱秀任正副组长，专门严审此案。
永历帝，首先成为“专案组”审问的第一个“犯罪嫌疑人”。
已有了丰富“应对”经验的永历帝，马上援引陈邦傅伪造圣旨封王案，来严正辞严地辩驳说——私通李定国的圣旨，必定是“做假造假”产物！
既是“做假造假”，【wＷw。ＷＲsＨu。cＯm】就要严惩造假者。
很快，吴贞毓、张福禄等二十多名“矫诏（伪造圣旨）”嫌疑犯，被“集体双规”。
对这些嫌疑杞犯，郑王两法官毫不客气，老虎凳、辣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