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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