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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第二十六章 坚持再坚持
峰回路转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