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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唐宁街的房屋已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了，这些摇摇晃晃修得很马虎的房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承建的，上面迄今还留有他的名字。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为唐宁街十号和十一号的居住者构筑了防空壕，并把地面下的那些房间的天花板用另外一层木头天花板和结实的木柱支住。人们认为这样就能在房子被炸毁或震塌时支撑残垣。当然，无论是这些房间或防空壕，都是经不起一颗直接命中的炸弹的。在9月的后两个星期里，已经作好准备，把我的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公园的比较新式和坚固的政府办公大楼。我们把大楼称为“新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这时的炸弹当然比以后各阶段投的炸弹小，但是在新居还未准备就绪之前的一个时期里，唐宁街的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我们好像是生活在前线的一个营指挥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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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几个月里，我们的夜间内阁会议是在“新楼”地下室里的作战指挥室举行的。从唐宁街到那里，必须步行穿过外交部的四方形院子，然后向上攀登，从正在为加固作战指挥室和地下办公室而灌注混凝土的施工队中间走过去。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对动过大手术后身体羸弱的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困难，但是任何困难也挡不住他，他比前几次参加内阁会议更加衣冠楚楚，举止从容，态度坚定。
1940年9月末的一个傍晚，我从唐宁街十号的前门向外张望，看见工人们正在把沙袋堆在对面外交部地下室的窗前。
我问他们在作什么。他们告诉我说，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动过手术以后，必须得到特殊的定期治疗，而在唐宁街十一号的防空壕里进行治疗很不方便，那里在经常不断的空袭时至少聚集着二十个人，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给他准备一个私人用的小小的地方。他每天矜持地、敏捷地、衣冠楚楚地遵守一切约会，但是，实际情况摆在面前。他怎能经受得了。我行使了我的职权。我穿过十号与十一号之间的过道找到了张伯伦夫人。我说：“他病成这样，根本就不应该留在这里。你必须把他送走，等他恢复健康再说。我每天都把所有的电报给他送去。”她就去找她的丈夫。不到一小时，她告诉我说：
“他愿意听从你的意见。我们今晚就走。”我从此就再没有见到过他。不到两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确信他是希望死在他的岗位上的。我们不能让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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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晚间（10月14日）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也有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时，我们正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厅用晚餐。同我一起用餐的是阿奇·辛克莱、奥利弗·利特尔顿和穆尔·布拉巴宗。钢质百叶窗已经关上了。在我们周围不远的地方发生了几次巨大的爆炸声，不一会儿，一颗炸弹就落在近卫骑兵阅兵场上，距离我们大约一百码，声音很大。突然间，我猛地想起来了。唐宁街十号的厨房高大宽敞，从一个大约二十五尺高的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餐厅司务和客厅女服务员若无其事地在继续上菜，但是，我一下就注意到了这扇大窗，在大窗后面，厨师兰德梅耳太太和一位女厨正在不动声色地工作着。我猛然站起来走进厨房，告诉餐厅司务把饭菜放在餐厅的热饭器上，吩咐厨师和其他仆人照往常一样躲到防空洞去。当我重新就座仅仅约三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近在咫尺，接着是猛烈的震动，说明房子已被炸中。我的侦探进来说，损坏很严重。厨房、餐具室以及靠财政部那边的办公室都被炸毁了。
我们到厨房去观看现场。厨房全部破坏无遗。炸弹离此五十码，落在财政部内，爆炸的结果把这间宽大整洁的厨房连同所有擦得闪闪发光的炊具盘碟等炸成一堆乌黑的尘埃和瓦砾。大玻璃窗被炸成了碎玻璃和碎木片，散落在屋子里，如果屋里有人的话，一定会被炸得粉碎。幸亏我当时忽然想到——本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想到得恰恰是时候。院子对面的财政部的防空壕被一颗炸弹直接命中炸得粉碎，在那里担任国民自卫军夜间值勤工作的四个公务员被炸死。不过，他们全都被埋在一大堆瓦砾下面，我们不知道死者究竟是谁。
空袭仍在进行而且似乎是更加猛烈，我们便戴上钢盔走到“新楼”的屋顶去察看情况。然而在走上屋顶之前，我禁不住要从防空洞里把兰德梅耳太太和其他的人带去看看他们的厨房。他们见到一片废墟的景象感到很难过，但主要的原因是见到厨房已经乱七八糟，很不整齐！
阿奇和我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
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我们走下楼来，回到“新楼”二楼我的新住所，我们见到保守党总督导员戴维·马杰森上尉，他经常是住在卡尔顿俱乐部的。他告诉我们，俱乐部已被炸得粉碎，事实上我们根据起火的情况来看，早就想到它已被炸了。他和大约二百五十名会员与职员一起呆在俱乐部里面。俱乐部挨了一颗重型炸弹。朝着帕尔麦尔大街的门面和庞大的顶部坍塌在马路上，掩埋了他那部停放在前门附近的汽车。吸烟室里坐满了会员，整个天花板正落在他们的头上。我在第二天去看了俱乐部的废墟，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被炸死，似乎是不可思议。然而，就像一个奇迹似的，他们全都由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虽然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我们的工党同僚们诙谐地说道：“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①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马杰森没有住宿的地方，我们为他在“新楼”的地下室准备了毯子和床。总之，这是一个可怕的夜晚，但从建筑物遭到的严重破坏来看，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五百，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①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他自己的妻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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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午餐后，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到唐宁街十号来找我洽商公事。我们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生一次巨大的爆炸声。我带着他去看出了什么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可能是一颗地雷。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我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我们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我的热爱，想摸摸我的衣服。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我实在忍受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同我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他真的关心我们，他在哭呢！”
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你看这儿，”他们一面说一面把我领到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四十码宽，二十呎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掩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被炸歪了的防空掩体的入口迎接我们，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当炸弹爆炸时，他们正在那里。他们说不出当时经历的情景。可是他们依然活着，并且显得十分得意。邻居们把他们当作稀奇宝贝。当我们重上汽车时，这一群面色憔悴的人们表现了一种激愤的心情。他们喊道，“我们要还击！”“叫他们也尝尝这种滋味。”我立即答应要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我也确实履行了我的这个诺言。我们对德国城市进行了猛烈的、经常性的轰炸，随着我们空军力量的增长，炸弹越来越大，爆炸力越来越强，我们让德国人加十倍、二十倍地偿还他们欠我们的债。敌人的确得到了充分的报应，他们被打倒并被彻底征服。可怜的人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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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我到拉姆斯格特去。我们遇到了空袭。我被领到当地的大隧道里去，有不少人经常住在隧道里。一刻钟以后，我们走出隧道时，看到瓦砾堆还在冒浓烟。一家小饭店被击中。没有人受伤，但是房子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到处是炸碎的锅碗瓢勺和家具。饭店主人、他的妻子以及厨师和女服务员都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我立即作出了决定。我在乘专车归去的途中，口述了一封给财政大臣的信，信中确定了一项原则，那就是：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至于单独落在那些被炸毁了住宅或店铺的人的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金斯利·伍德对这项性质不够明确的义务当然有些顾虑。但是我催促得很紧，于是在两星期内便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我们处理事务的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9月5日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其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