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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矛盾尖锐的政治改革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
2025年，共和国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但鼓励有条件的夫妇养育第二个、甚至第三个孩子，还以退税等方式向养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只是，政策未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27年，共和国的人口总量减少850万，到2040年，将以每年1000万到1500万的速度递减，预计到2050年，也就是在2025年诞生的一代人成为社会主要劳动力之前，共和国的人口将由2027年的14。5亿减少到10亿，即便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产生效果，2070年左右，共和国的人口将减少到7亿以下。在此期间，人口老龄化、以及由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劳动力缺口，将是共和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劳动力减少既对经济建设造成了影响，也对国防建设造成了影响。
2030年，共和国的劳动力成本为美国的80％，而共和国的国民平均总产值不到美国的60％。虽然技术优势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劣势，但是技术优势也受劳动力成本影响，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劳动力缺口问题，共和国迟早要丧失技术优势，也就迟早会败在美国手下。说得严重一点，共和国最终很有可能输给自己。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军费开支连年剧增。2030年，在35000多亿国防预算中，有15000多亿用在了人员津贴上，占国防开支的43％，而同期美军人员经费开支仅在国防预算的31％。虽然军队连年提高军人待遇，即便是普通士兵的津贴都超过了社会平均收入，但是也无法吸引到更多的人才，大部分军队急需的技术型人才更愿意到报酬更加丰厚的民营企业工作，而不是参军服役。
更严重的是，2030年，随着共和国的城市化率超过85％，基本已无“潜力”可挖了。
在此之前，共和国还可以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减少农业劳动人口、增加工业与服务业的从业人口的办法，既解决了劳动力问题，又提高了劳动效率。当然，转移劳动力不是仅仅完成城市化那么简单，纪佑国执政时期，共和国开始实行12年义务教育，全面提高劳动力的基础知识水平。王元庆上台之后，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重点扶持贫困与落后地区大学生，增强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不管教育搞得多少，前提条件是的有剩余农业人口。
城市化率达到85％，算得上是国家发展的一道坎。迈过这道坎，农村基本上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在15％的农业人口中、也就是大约2。1亿农村人口中，老人与未成年人占到了75％，实际劳动力只有5400万左右。虽然按照这一数据计算，1个农业劳动力养活25个非农业劳动力，这一指标仍然远低于美国（122）、法国（171）、德国（183）等西方发达国家，甚至比巴西（55）、南非（64）、阿根廷（58）等欠发达国家还要低，但是在共和国的基本土地政策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很难通过政策使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与第三产业，也就无法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
事实上，农业人口减少，已经为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除了5400万劳动人口之外，还有大约15600万老人与未成年人的养老、医疗与教育需要整个社会承担，各级政府每年为此投入的资金不会少于5000亿元。为了保证生产出至少满足全国百姓基本生活所需的粮食，国家每年还要为农业提供5000亿元的补贴，加快农业机械化改革。国家还得在农业科研上花费上千亿元，提高作物单产量，才能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不让粮食减产。
甚至可以说，人口老龄化是促使王元庆推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动力。
政治改革之后，共和国的基本制度必然会发生变化，而属于基本制度的土地政策也将发生变化。只有加快土地的兼并速度，才能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用更少的农民养活全部国民。
问题是，政治改革、促生政策都属于长远计划，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效果。
为此，共和国不得不寻找短期解决办法。202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由王元庆亲自提交的《移民申请管理法（修改）》，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
在很多人开来，加强移民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主要手段。
事实上，该法案获得通过之后，产生了很不错的效果。仅2029年，就有四万人申请移民共和国，是2028年的2倍。
问题是，共和国并非移民国家，虽然很多周边国家，比如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与共和国有相近的文化，共和国的社会环境也对这些国家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随着由共和国为核心的“东部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加速，周边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共和国的吸引力将随之降低。
更重要的是，移民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2030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数个地区的代表联名提出修改《移民申请管理法》，加强对移民的控制。这些代表不是反对移民，而是认为移民将从根本上破坏共和国的民族结构，对占有主体地位的汉族构成威胁，也会对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构成威胁，还会滋生犯罪、引发社会动乱。
吸引移民不是长久之计，只是权益之策。
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还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
提高社会生产效率，除了加大基础技术开发力度之外，还得加快经济转型速度，让更有活力、更加积极的民营经济逐步取代国营经济，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得到充分发挥。
要加快经济转性速度，就得进行政治改革。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才能让占据着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国营经济让出主导地位，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30年前，国营经济能够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避免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在市场竞争中丢掉饭碗，影响到社会稳定。现在，民营经济能够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社会劳动力，解决劳动力欠缺问题。
由此可见，推行政治改革，不仅仅为了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
俗话说得好，出来混，迟早要还。
早在10多年前，纪佑国就意识到“人口老龄化”是共和国的最大敌人。王元庆更加清楚这个问题对共和国的危害有多严重，处理得好，共和国能够在缓慢发展中度过最为艰难的几十年，处理不好，共和国将永远沦落为三流国家。
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职责，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甚至可以说，从纪佑国开始，共和国坚定不移的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看上去，这个推测几乎无法站稳脚跟。
事实上，看得更深入一点就能明白其中的关联。
在共和国之前，有两个鲜活的“案例”，一是日本，二是西欧。
日本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走上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原因很简单，老龄化社会的消费能力远不如正常社会，负担则比正常社会高出许多，主要是老年人不是社会劳动力，不但无法产生社会价值，还需要获得养老、医疗、保健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增加了社会负担。如果仅靠本国市场，日本永远不可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只有通过加强出口，利用贸易盈利为本国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从而降低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负担。
西欧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采取了“东进策略”。苏联解体之后，欧盟迅速向东扩展，吸收了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与前南斯拉夫成员国在内的众多前华约成员国，获得了“新鲜血液”，虽然与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同，欧盟更注重政治政策，但是结果却殊途同归。即利用新成员国的市场、劳动力、发展推动力，带动欧盟的经济发展速度，解决由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各种问题。简单说，就是“以新养旧”，将老龄化问题转嫁给新成员国。
日本与欧盟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点，即下游市场。
作为高端产业国，日本与欧盟都需耍下游市场。
随着共和国进入高端产业国行列，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只有一个，获得足以支撑整个国家度过老龄化时期的下游市场。
共和国能够看到这个问题，那些做梦都想遏制共和国的国家也能看到这个问题。
从本质上讲，“美苏冷战”之后，美国不遗余力的围剿共和国，在共和国周边建立起一道道密不透风的战略防线，根本目的不是以军事手段打垮共和国，而是要挡住共和国对外扩张的步伐，剪除共和国的下游市场，将共和国的命脉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手中。等到共和国的老龄化问题爆发后，让共和国自行衰落。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来自周边国家的资源与廉价产品，没有周边国家对共和国高端工业产品的旺盛需求，共和国凭什么通过高端产业迎战老龄化问题？如果共和国仍然依靠那些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与低附加制型的工业，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在劳动力仅能获得勉强养活自身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如何养活数以千万计、还越来越多的老人，凭什么推行促生政策、养活更多的孩子？
事实上，共和国也在这么做。
第四次印巴战争，让共和国获的了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以及由大约2亿壮年劳动力组成的下游生产国。东海战争，让共和国获得了东海地区的数百亿桶石油与数千亿方天然气。东南亚战争，不但让共和国获得了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拥有大约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由大约1。4亿壮年劳动力组成的下游生产国，还获得了南海地区的丰富资源。半岛战争，让共和国获得了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市场。
“亏本买卖”不是没有，日本战争就让一个有1亿4000万人的市场变成了废墟。
相对于共和国14亿人口而言，周边地区大约8亿人口的市场远远无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即便将其他友好国家，比如伊朗、叙利亚、也门、埃及、利比亚、阿根廷、乃至非洲大陆受到10多个“穷朋友”全都算进去，也不足以使共和国在2070年之前不为产品销路发愁。
按照最保守估计，共和国要想平稳迈向2070年，至少需要总人口在25亿左右、总劳动力在12亿左右的海外市场与下游生产地区。
毫无疑问，共和国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市场与下游生产国。
在此之前，共和国做得很好，只是受美国因素的影响，最终搞砸了。
显然，经济因素成了王元庆积极推动针对印度的大规模战争的内在原因。很简单，拥有17亿人口、在2070年很有可能突破25亿人口大关的印度，将对共和国顺利度过老龄化时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经济决定政治。
会议结束后，王元庆把项铤辉与裴承毅留了下来。
准备工作不仅仅是大方面的事情，经济方面的工作再到位，如果不能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军事实力，共和国不可能在战场上获胜。
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军事建设比经济发展更能决定数年后的战争胜负。
因为早就接到了元首首席助理的电话，所以裴承毅将最后一轮打击行动的作战报告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