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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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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度渲染刘基神机妙算、人不可测的一面,致其形象近仙,这既不真实,也遮蔽了他的某些主要品质。归根到底,刘基首先是一个大儒,足智多谋也罢,料事如神也罢,只表明他才智上的超群禀赋,而其为人和所持信念、价值观,根本就来自儒家。不讲清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刘基的命运。刘基一生有两个深刻认识,一是认定元末诸雄唯朱元璋可平天下、结束战乱;二是认定与朱元璋的合作绝不长久,天下未定之际辅之可也,一旦他当了皇帝就应该敬而远之。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与其贡献极不相称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

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既基于对朱元璋的深刻认识,也是刘基保持其操守的坚定表现。建国后刘基的不合作态度,朱元璋完全清楚,尤其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为己效力时,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背离了自己所受教育】,诛其身而没其教。(《大诰三编》)”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刘基意在明哲保身,他应该做出另外的选择;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儒家人格,他也会像任何“聪明人”一样趋利避害。但正如史传所说,刘“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不再合作则是为个人人格的完整。因此,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不会得罪朱元璋的其他借口,而是原原本本、直截了当地说明,就是自己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远离政治,不为国效力】,不洁其名”。

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朱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指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因为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29}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他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相比,这是朱元璋干得最高明、最阴险的一次。他没有亲自下毒,而是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并且,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为胡毒死,使胡罪状上又重重加上一条。胡惟庸能说什么?他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潜揣上意、替君除忧吗?

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可他未能记取。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30},救了朱元璋一命;二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31}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做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此事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作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做掉”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于是永远背上了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这也是廖永忠自作聪明、投机求荣的必然下场,而胡惟庸从某个方面看起来也更像是“廖永忠第二”。

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与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

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

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

集权?极权?

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模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

不,朱元璋当然有所创造!

这创造体现于,是他第一个提供了这样的认识:极权是一种体制。没有体制来保障,再严密的防范也不可能根除帝权所面临的危机;不从体制上着手解决问题,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继续觊觎、挑战帝权。

中国的帝权,终于在朱元璋时代达到了一个极权主义的认识高度,也终于在朱元璋时代完成了极权主义样式和体系。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他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就是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丽,在这里当依附、依存讲】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对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杀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以同日而语者。

文字狱背后的心态

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很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朱元璋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

太祖即位,诸藩镇【拥兵一方的节度使们】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座】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腾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掖下搀起】,欢饮如初。

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刻毒狠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

仅就这一层而论,在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里的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

因此朱元璋剿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

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

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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