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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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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置对方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94}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95}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96}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虚报应当抄没的数额】,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通“搜”】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因为要凑数,人为和强行地增加抄没所得,而损害了许多无辜之人】。{97}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拜托地方官加以保护】”{98}。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朝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大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年间作家宗臣的《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知识分子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的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于所谓清寒之士即穷读书人家庭)始,以“小人物”终(贬为平民和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99})。不单其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史传,我看到的是一个人提心吊胆、担惊受怕、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一生。

他不过是嘉靖掌中被他兴致盎然地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我记得嘉靖有一只最心爱的“狮猫”,它的死,让嘉靖很伤心,当袁炜以“化狮为龙”的创意来纪念它的死时,嘉靖顿时欣慰异常——他一定很欣赏这只“狮猫”戏耍猎物的本性和本领,因此而引为同调。

死得其所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对于大明臣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是年,严嵩以八旬之龄在老家死于贫病。奇怪的是,他一死,二十年来一直以在幕后操纵他为乐事的“木偶艺术大师”嘉靖皇帝,也赶在年底厮跟着去了,似乎不能承受自己最听话、最顺手、最出色的一只玩偶的消失,而倍感寂寥,了无生趣。

也是这一年,赶在嘉靖驾崩之前,突然冒出来一个数十年不遇的“胆大狂徒”,递上一份火暴异常的奏疏,指名道姓把奄奄一息的嘉靖痛骂一番,作为对他即将远行的赠别。

这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仁兄,就是海刚峰海瑞。

朝中士风奸猾日久,只闻歌功颂德之音,就算人格尚存者,至多也是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行使其“不说话的自由”。怎么一下子有这样一个生猛的“另类”从天而降?

话得从头说起。

这海瑞,乃当时的琼州、今之海南省人氏。琼州于中原,遥远之极,属“天涯海角”。古时交通信息又极不便捷,数千里的空间距离,足让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海瑞既生偏僻之地,又出于老派知识分子之家,“不识时务”实乃必然。此外还有一点,海瑞只有半截科举功名。他在嘉靖二十八年乡试中了后,会试落第,此后就放弃了进士考试,“学位”只及举人。“学力”不高,只能从地方和政界基层干起,这一干,就将近二十年。在北京的精英们眼中,他无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对“新思想”、“新动向”懵然无知,不懂“规矩”,不了解时兴什么,对首都的人情世故更是两眼一抹黑。这的确是事实。除了那年会试海瑞短暂到过一趟京城,随后就在浙闽赣一带小县城游宦,直至嘉靖四十三年,因为一个意外机遇,他被提拔为户部主事,这才把脚踏进北京城。至今,北京人仍喜欢称外地人“傻帽儿”,初来乍到而出生偏远、履历始终不超县城范围的海瑞,想必就属于一个“傻帽儿”。到北京方才一年出头,他既不静观默察,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只凭个人信念和一腔激情,冲动上书,惹下杀身之祸。让政界的京油子们看来,这大抵也算一种“无知者无畏”。《明史》这样交代海瑞上疏的背景:

时世宗享国日久,不亲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廷臣自杨最、杨爵得罪后,无敢言时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独上疏曰……{100}

文中明确指出自杨最、杨爵后,“无敢言时政者”。杨最,太仆卿,他起来反对嘉靖崇信道教,是在嘉靖十九年,被廷杖,当廷殴毙。杨爵,御史,嘉靖二十年上疏力陈崇道之非,被下狱严刑重惩,打得血肉横飞,全无人样。那时,嘉靖刚刚显示出沉溺斋醮之事的迹象。换言之,自从杨最、杨爵被镇压后,举朝上下,全都“识时务者为俊杰”,绝口不谈皇帝陛下的这点“私人爱好”。足足二十五年后,才出来海瑞这么一个“傻帽儿”,“独上疏曰……”——一个“独”字,写尽京城官场气象,和士大夫中间流行的“潜规则”。由是观之,海瑞不是“无知者无畏”,是什么?

无畏海瑞,大骂嘉靖“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经他描述,嘉靖统治下的大明国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从朝中到乡野,一团漆黑,无一是处。如此“发飙”已足令人大惊失色,尤有甚者,海瑞更把矛头指向嘉靖头顶上那块“癞疤痢”——最说不得、不容人说的崇道之事。他毫不留情地概括道:“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因为斋醮,“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皇帝不“讲求天下利害”,而有“数十年之积误”;也因这缘故,诸臣共蒙“数十年阿君之耻”,“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101}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海瑞骂皇帝”的《治安疏》。

疏入,嘉靖览之大怒。史书描写他的情形是:“抵之地,顾左右曰:‘趣执之,无使得遁!’”。把海瑞的奏章摔在地上,对身边人大叫:赶紧给我把这人抓起来,别让这小子跑了!据他想象,写这东西的家伙,肯定于递上来的同时,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因为几十年了,他未曾见过一个不怕死的官员。可是,宦官黄锦却告诉他:此人素有“痴名”(“傻帽儿”的书面语),上疏之时,已买好一口棺材,跟妻、子诀别,让僮仆四散逃命,自己却在朝门之外安静地等死。嘉靖一听这话,反而如泄气的皮球,不知所措。很意外地,他只吩咐把海瑞送入诏狱审问,再移送刑部判决,刑部揣摩情形,自然判了死刑,但嘉靖却把这判决“留中”数月,不予执行。

海瑞究竟怎样捡了条命,以必死之罪而不死?说起来,纯属运气太好。这奏疏的出笼,哪怕略早上个二三年,十个海瑞也小命玩完。

《治安疏》之上,距嘉靖翘辫子只十个月。其时,嘉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服食丹药的恶果显露无遗,这些东西由金石铅汞等物制成,实际就是毒品,经年累月沉积体内,致使嘉靖最后慢性中毒而死。死前数月,他虽嘴硬,内心却隐然有悟,情知病症系由服食丹药而来。因此,海瑞的猛烈抨击,他尽管在心理和面子上接受不了,理智上却颇有触动。史载,他不止一次悄悄拿出《治安疏》来读,“日再三”,而且“为感动太【叹】息”,对近侍说:“此人【海瑞】可方【比之于】比干【商纣王著名的批评者】,第【只是】朕非纣耳。”他召见首辅徐阶,明确承认在崇道上误入歧途,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海瑞】诟詈耶?”{102}一副无可奈何的口吻。

这样,海瑞捡了条命,嘉靖则用不杀来婉转地表示对海瑞敢于“讲真话”的赞赏。可笑的是,他非把自己搞到奄奄一息的地步,才肯面对真话,否则就坚定不移地拒绝真话、索取假话。这倒也是古来独裁者的共通之处。

明代皇帝,大半缺心眼,智商水平不高。而嘉靖这人,是其中最聪明的一个。他享国四十五年,在位时间仅次于万历,国家虽然一如海瑞抨击的那样腐败黑暗,从他个人的统治权威来看,却不曾出过什么大乱子。{103}无论是他的前任或后任,好些皇帝,在位不过数年或十几年,却焦头烂额,甚至陷自己于严重危机之中。嘉靖则显示了出色的统治技巧,对局面的掌控滴水不漏、游刃有余。以他的精明,倘若用在正道上,肯做一个有为之君,原是可以寄予期待的。可实际不是这样,他把他的精明,尽数用在权术上,只对高层政治斗争感兴趣,对国与民则未利分毫。

往往,一个绝顶高手无人可以击倒时,人们就可以等候他自己把自己击倒。嘉靖似乎就是这样。我们看他的为君之术,门户甚严,无懈可击,永立不败之地,没人钻得了他的空子。然而任其武功再高,也不免有某个致命的命门。嘉靖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严于防人,疏于防己。当他把所有人都整得没脾气时,他唯独忘记了防范来自自己的进攻,而那恰恰是他毕生最热爱、视为理想的崇道事业。他的一生,除此可以说没有别的追求,偏偏是这唯一的追求,将他最后彻底毁掉。

他的道教信仰,据说由父亲兴献王启蒙,“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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