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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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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甚拙”,其不学无术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焦芳与另一刘党张彩(一作綵)争宠不利,失势,“乃乞归”;刘瑾事败,与张彩同被处死刑,焦芳却幸免于外,据说刘瑾死前发牢骚说:“今彩与我处极刑,而芳独晏然,岂非冤哉。”焦一生卖官无数、广受贿赂,赚得钵满盆满,“居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意思是,他的宅第极豪华宏大,筑建时动用数郡之力)。起义者曾攻下彼乡泌阳,入其府,“发窖多得其藏金”。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无良小人,最终一生平安,难怪《明史》亦不禁惊叹:“芳父子竟良死!”

李东阳:弘治顾命三大臣的幸存者。参与了“倒八”运动全过程,并在失败后与刘谢联名请辞,独被留任,且在以后刘瑾罗织的“奸党榜”里不见其名。对此,有人认为正德不便将父亲嘱托的顾命大臣“一锅端”,而手下留情。但《继世纪闻》提出了如下指控:“【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指“倒八”奏章】询之东阳,得其大略,瑾等惊觉……”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倘果有其事,则李东阳所为不逊于焦芳。但此记载不见于别书,仅为孤证不可轻信,官史《明史》未予采纳。不过,当正人君子纷纷见逐、罹祸之际,李东阳独超然无恙,实为奇事。《明史·李东阳传》对这位“不倒翁”的描述,用词讲究,大有深意,很堪玩味。有这样两个场景:场景一——当时他与刘、谢共同疏劾“八党”,刘、谢持议欲诛瑾,词甚厉,“惟东阳少缓”;场景二——刘、谢辞职获准离京时,李来饯行,“泣下”,刘健嘲讽道:“哭什么呢?当初阁下如果也坚决抗争,现在自然就能够和我们一道被恩准辞职了。”史家写道,闻此语“东阳默然”。从这些细节来看,李虽未必屈膝附恶,但在大节大义之前,他选择明哲保身是无疑的。以后,在整个刘瑾当政时期,他的表现基本可以概括成三点,一是忍辱负重、“委蛇避祸”,二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一些清正之士,三是为刘瑾的胡作非为擦屁股,“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亦多所补救”,令国家不致崩溃。因此当时人们对李东阳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有人认为“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然而相反的是,“气节之士多非之”。他的一位门生、礼部侍郎罗玘,上书劝其从污泥浊水中早早抽身而退,否则自己深感耻为东阳门生,“请削门生籍”{75}。我一直想找到这封信,多年搜阅,最后在《玉堂丛语》里发现了它,照录于下:

生【罗玘自称】违【离开】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晚辈给尊长写信,谦辞】,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正派人】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环绕不舍】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指自己,罗玘虽为学生辈,年龄却并不轻】,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听从内心忠赤之声的召唤】,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逐出师门之意】,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书信,信函,通“缄”】不觉狂悖干冒之至。{76}读此信,方知是时罗玘病重,将不久人世,而以此谏语为诀别,诚感人也。还有一个读书人,献给李东阳这样一首诗: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77}诗中讥以“行不得也哥哥”、“不如归去”之意。刘瑾倒台后,御史张芹即对李东阳提出弹劾,指责“当瑾擅权乱政之时,东阳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贪位慕禄,不顾名节”。这都是确凿的。其实李东阳这一类政治家也算中国历史的特产,从古到今并不鲜见。他们都聪明过人(李幼时即是神童,为天子召见,过门坎时太监笑道:“神童腿短。”小东阳随口对以“天子门高”),身在官场,当政治极黑暗之际,他们八面玲珑、委曲求全,同时折冲尊俎、周旋揖让;从某种角度看,他们像中流砥柱,是乱世中仅存的良知,但换一个角度看,他们也实在难免同流合污之嫌。这种政治家所起的作用,究竟是避免国家和人民陷入更深的苦痛,还是在客观上助纣为虐、令暴政维持得更久更稳固?刘瑾专权之下,朝政是因有李东阳而幸,抑或反之?诚一言难尽,就连同他们的人品,也无法一概而论。正德三年发生了针对刘瑾的“匿名书事件”,刘瑾一口气将三百余名官员投入大狱,是李东阳力救得免。这样的事情他做得很多,刘健、谢迁、韩文、刘大夏等一批正派“老干部”,以及像杨一清这样的能臣,所以没掉脑袋,或者还能继续在政坛发挥作用,均与李东阳的拯救和保护有关。但既与黑暗同行,做“伴食政治家”,他们无可避免地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污点,被人所诟病与不耻。如李东阳,政变后“八党”鸡犬升天,人人祖上受荫封迁坟,而所有祭文“皆李东阳撰”;刘瑾在朝阳门外创玄真观时,李东阳又为之撰碑文,“极称颂”。{78}——此等作为,在古代士林属最丑之事,不单对刘瑾和“八党”,就是对走卒焦芳、张彩之流,李东阳也加以巴结。{79}刘瑾败后,李上疏罪己,内云“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此数语,可作为古今此类政治家所共有的贴切、绝妙之写照。虽然活得很累,也饱受争议,但不管怎么说,李东阳立朝五十年而不倒,生前身后都荣显非常,七十岁那年去世,“赠太师,谥文正”。

整个事变,到翌年三月公布“奸党榜”,才算尘埃落定。“奸党榜”的意思相当于后世的“反党集团”。中国自宋代起,政治上有了一种新罪名,即所谓“党祸”;过去臣下或黜或诛,只是个人罪名,而“党祸”则开创了用有组织有纲领的所谓“结党营私”的小集团罪名打击某种政见的形式,并且从此成为在政治上处理统治层内部不同政见的主要思路。从明代来看,除了贪污、渎职等行政犯罪,只要涉及政见分歧,基本都被定性为“奸党”。这一思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颇深,一旦发生政治见解的冲突,似乎便非要揪出某某集团方能作罢,而且不如此似乎也就不足以彻底搞倒搞臭政治见解相左者。

正德二年由胜利者宣布的“奸党”名单,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宰相级二人,尚书四人,宦官三人,科道官四十一人,其他部员六人。这些人全部被勒令致仕(退休)、免职或被发配,其中一些人在不同程度地面临死亡威胁时却最终化险为夷,只有两名宦官王岳、范亨在解送途中被秘密处死。解读这份名单,能清楚地看到政变所带来的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首先是朝廷人事的剧烈动荡,内阁成员三去其二,各部首长六去其四,内廷核心位置易人——可以说国家权力高层发生了一次大清洗、大换血。其次,名单中科道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的比例之高,逾七成以上,意味着司职监察、纠劾和言论的朝臣是朱厚照及其近幸势力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意味着政治由此转向一个言路不畅、更有利于专制独裁的局面。

豹房秘史

今人往故宫观光,由天安门进入,行至巍峨的午门,向右看为东华门,由此径东可达繁华的街市王府井,向左看则是西华门。出西华门一直前行,穿过南长街,便是中南海。

中南海,连同今之北海,在明代原系一体,统称“太液池”,全是皇家园林西苑的组成部分。历史兴替,慢慢模糊了明代皇城的格局。在当时,今之故宫到中南海整个的广大区域,统属“大内”,所以西苑又称“西内”,其间并无百姓杂居,北长街、南长街也尽是宫殿和皇家各种办事机构。天启年间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在《大内规制纪略》中,叙说详尽。

现在游故宫,打从西华门出来,折往中南海,沿途所见已是商厦林立的现代化景象。而在当年,这一带全属禁地,虽未必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80}之盛,但的确是宫阙连绵,气象森宏。

整整五百年前——公元1507年——正德皇帝朱厚照又在此大兴土木,耗巨资修造了宫廷史上独一无二的怪胎,完全为他个人专用的宫殿群“豹房公廨”。

所谓“豹房”,是宫廷豢养观赏动物的场所,此外如虎房、象房、马房、虫蚁房等。至今,不少北京地名犹存遗影,如“虎坊(房)桥”、“报(豹)房胡同”、昌平区的“象房村”等。珍禽异兽,自古为中国皇帝所好,这爱好兼有几重意义:一是珍禽异兽往往被视为“祥瑞”,二是它们作为夷狄属国的“贡物”,象征“天朝上国”的威势,当然,更是宫中皇族消遣娱乐的对象。历代宫廷均有驯兽师,调教动物,作兽戏以娱君王,更有不甘寂寞之君如正德者,喜欢亲自下场与兽角力{81}——好像他的老前辈商纣王也很乐于此道。

由于不断有臣子进献、属国朝贡,加上历朝皇帝自行搜罗,豢养珍禽异兽之费实际已成朝廷一大负担。成化间,内官梁芳“进白水牛一只,每岁支费千余金”{82}。《治世余闻》有条记载,说正德之父弘治皇帝继位后,因见“蓄养四方所贡各色鸟兽甚多”,而首次提出将其放纵,“以减浪费”,但又怕“所司白虎豹之属,放即害物”,于是下旨:“但绝其食,令自毙可也。”不知是否真正如此实行,总之,皇家养兽玩兽其风之盛可想而知,单单豹房就不止一处两处,笔者所知,现在东单的“报(豹)房胡同”是其中之一,亚运村以北大屯一带,还有一处地名叫“豹房”——但它们皆非以正德而闻名的那个“豹房”。后者的地点在西华门内外,即紫禁城与西苑之间。

这里原系诸多皇家豹房中的一座,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照开始对其大加改建、扩建,工程浩大,一直持续了七年。我们从《武宗实录》中得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报告,称从开工以来“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而且新近又将“添修房屋二百余间”,“国乏民贫,何从措办”?有关职官深感无奈,请求立即停止该工程,“或减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现是“不听”{83}。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是添上这二百余间房屋后竣止了,还是以后仍有续建?不得而知。但从史家的记述可约略窥见,它不单颇具规模、“勾连栉列”,配制也可称齐备,有宫殿、有密室、有寺观,甚至还有船坞和供军事操演的教场,人员方面完全比照“大内”,各色执事太监轮班值日,而见幸者如伶官、僧侣、边帅、女人、斗兽士等“皆集于此”。

于是,它有了一个正式而又怪异的名称:豹房公廨{84}。

公廨者,古时官署通称也。既然是行政办公所在,却又以一个彻头彻尾的游乐场所为中心或者说以此为基础兴建起来,这种不伦不类的意味,带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征。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兴,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过。豹房之于朱厚照,朱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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