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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作威作福，他早把自己当成了袁世凯。身边有那么多侍从警卫，每天24小时值班坚守，一般的刺客恐怕难以近身。所以，只有求助那个在上海曾杀过赵铁桥的安徽人王亚樵了。”
唐生智叹息：“据我从上海得到的情报说，李少川虽已和王亚樵谈过多次，可是，此人却始终没下最后的决心。看起来王亚樵正在等我们广州的态度，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行事。”
汪精卫当年去北京也曾有行刺摄政王的经历，就说：“王亚樵迟迟不肯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当年去北京行刺时也是曲折多多。更何况现在蒋介石有重兵守卫，难以近身呢？我想王亚樵既已默许了替我们除害，那么，他就必有下手杀蒋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只这样以口头上对他许诺，而应该来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才行。到那时候，他收到了咱们的订金，相信就不会继续这样迟迟不动手了。”
“对对，如若让王亚樵替我们锄去国贼大奸，势必要有一笔行动经费才行。”孙科这才忽然醒悟，他说：“像王亚樵这样的职业杀手，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我们既然求他替我们除掉蒋某人，为什么不能马上给他以充足的行动经费呢？”
唐生智说：“现在我们的经费也抓襟见肘，又如何支付一笔昂贵的行刺经费呢。”汪精卫将拳头在桌上重重一捣道：“如果为了砍掉那颗专与革命为敌的头颅，我们就是少开几个月军饷又有何妨？如果我们一时无法筹集到这笔开支，那么，我情愿自己解囊，也要满足王亚樵的所用之需！”
第五章 庐山大刺杀上海策划密室，南京磨刀霍霍（2）
孙科那时也对蒋恨之入骨。他立刻赞成汪精卫的主张，决计慨然捐款，说：“好，既然杀蒋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索性就由我们这些人来慷慨解囊吧，不愁凑不齐那20万元经费！”
不久，由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各路大员筹集的行刺经费20余万，已准备齐全。孙科和汪精卫商议后，决定派一位名叫刘行太的亲信，秘密携带装有巨款的箱子，悄悄从广东乘火车，再经香港搭船来到了上海。
“王先生，这可是广东西南派将领们倾尽全力集来的行动经费，足可见汪先生和孙先生对您的重视啊！”当刘行太秘密来到法租界浦柏路王宅，将装满钞票的箱子摆在王亚樵面前的时候，正是王亚樵暗中策划刺蒋最紧张的时期。他见了刘行太送来的大笔钱款，当即表示拒绝说：“汪先生和孙先生也太是小瞧我王九光了，他们以为我王九光是为等他们的经费才迟迟不肯下手吗？其实不然，自从李少川委托我办这事以来，眨眼一个月过去了。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在这里已经密秘开了多次会议了？只要是我王亚樵想干的事情，就是一分钱经费也没有，我也会冒险去做的。否则，如果你们让我杀的人是正义君子，你们广东方面就是出百万元经费，我王某人也是绝不会干的。”
刘行太苦苦相劝：“从前都说你王亚樵为人仗义，现在我亲眼见了，才知道果然名不虚传。既然王先生和我们革命党人一样仇恨蒋某人，那么，又为何拒绝这笔行动经费呢？因为这笔经费也是你们行动中必不可少的。如果王先生拒绝接收，岂不冷了广东那些爱国志士的心吗？”
“也好。”王亚樵见刘行太说得忠恳，又听说在广东盼望他早日行动的国民党人，对他们斧头帮寄予厚望，王亚樵最后还是收了这笔款子。
5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古城南京下起了霏霏细雨。
就在这天傍晚，一艘从上海开来的客轮徐徐驶进了浦口码头。当时小雨下得浙浙沥沥，整个古城都笼罩在一片浓黑的雨云之下。从客轮上走下的旅客中间，有位披着黄色雨衣的青年人，他生得文质彬彬，鼻梁上一架黑边眼镜后藏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从东北逃到南方后，在上海淞沪抗战期间投靠王亚樵“铁血锄奸团”的孙凤鸣。此时他站在细雨蒙蒙的码头上，透过如烟似雾的雨幕，凝望着远方雨雾后的巍峨钟山，他来到南京，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冲动。他脑际里现在还响着王亚樵的叮嘱：“凤鸣，现在我们正做着日后将载入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希望你到南京以后，尽快把蒋某人的行踪情况搞清，争取我们尽快行动。”
“凤鸣，我在这里已经等你多时了。”孙凤鸣正在雨幕中左右环顾，忽听有人喊他。急忙回头一看，发现一辆小汽车已从泥泞小路上驶过来了，从车里钻出一位身材窕窈的女人来，她就是新婚的妻子崔正瑶。她身后又走出个男人，他认出正是在王亚樵派往南京监视蒋介石行迹的军人余立奎。
孙风鸣和崔正瑶也不多说，就拉着她的手急忙钻进汽车，一路上他不敢和坐在身边的妻子叙离别之苦，只和余立奎悄悄谈着王亚樵来时对他的指令。孙凤鸣告诉余立奎，自从进入五月以来，王亚樵等人一直在上海加紧刺蒋行动，现在已到了最后行动关头。孙凤鸣记得早从四月上旬开始，他就随在金陵大学领导学联斗争的华克之，从南京密秘前往上海浦柏路王亚樵的小楼，参与了王亚樵领导的“铁血暗杀团”。那是一个民间的抗日团体，孙凤鸣在“暗杀团”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者。这些从大多是王亚樵手下的斧头帮成员，但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凤鸣发现，王亚樵并不像从前民间传说的那样浑身匪气，他感到王亚樵非但不是谈虎色变的杀人魔王，而且还是颇有知识分子气质的文人。王亚樵虽多次在安徽和南京、上海制造惊天动地的血案，甚至亲自动手行刺杀人。可是，当孙凤鸣与他接触的时候，才发现这杀人如麻的大亨，原来很富有人情味。有一天，他和王亚樵去“老正兴菜馆”吃饭，席间听他谈了许多与杀人无关的趣事。特别是谈起江南的风土人情来，王亚樵真可谓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让当兵出身的孙凤鸣甚至感到王亚樵是位和霭的长者。
自从他经华克之引荐结识王亚樵以后，孙凤鸣才知道王亚樵和他的斧头帮，决不是一伙无恶不作的暗杀伙团，实则是一些爱国志士组成的团体。王亚樵每次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人手里得到可观的经费后，他从来不肯独吞，而是都慨然分给他们这些锄奸团的弟兄们。逢年遇节王亚樵还给他们这些投身抗日的青年们，特殊支付一笔生活用费。所以孙凤鸣发现虽然国难当头，但在上海却找到了一个让他情愿为之献身的进步暗杀组织。当然，最让孙凤鸣兴奋的是今年春天，华克之对他布置一个重要的任务：“凤鸣，王先生可能要对蒋介石采取重大行动了。你敢参加吗？”
“他真想刺杀独夫民贼吗？敢，我为什么不敢？”
“王先生已经下定决心了。”
“太好了，如果王亚樵真能附近掉这个卖国贼，我就是为此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呀！”
第五章 庐山大刺杀上海策划密室，南京磨刀霍霍（3）
那时，孙凤鸣浑身漾溢着激动的青春热血。从小就向往革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充满热情的进步青年孙凤鸣，早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充满深深的憎恨。也许正因为对蒋介石这种发自内心的憎恨，所以当孙凤鸣从华克之口中得知王亚樵正密谋策划行刺蒋介石的非常行动时，他浑身的热血沸腾了。
进入四月，孙凤鸣和华克之几乎每天都去浦柏路王宅。那里集聚着20多位爱国志士，他们当中还有象陈惘之这样的共产党人。由于时代的变迁，王亚樵身边集聚的暗杀组织，不仅是当年对陈调元行刺的斧头帮了。孙凤鸣在王亚樵的家里结识的爱国青年中，有郑抱真、余立奎、龚春浦、贺光坡、郑绍成、刘文成、郑海龙、谢文达等等。这些人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充满至深感情，而对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义愤不已。孙凤鸣正是感到这种同仇敌忾的爱国抗日精神，才是他们自发集结在王亚樵身边的感情基础。
“现在我们马上要把行刺计划变成行动了，而且我要求大家越快越好，”王亚樵每天夜里都在家里召开密秘会议。他在桌上铺开一张南京地图，孙凤鸣发现在总统府至蒋介石黄浦路官邸的路线上，王亚樵已用红铅笔勾划出几条红线了，显而易见那是对蒋行动方案的明确体现。
“现在我们的行刺计划，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在南京将蒋杀死；第二条是在蒋外出南昌或庐山的半路上，将他的专车炸毁，然后再采取突袭的办法，对蒋突然下手。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办法。据余立奎在南京的据点近一个月的观察，蒋介石始终深居简出，极难找到行刺的机会。他出行的路线只在南京和庐山之间。我们只能把刺蒋的行动定在这一区域里！”说这话的是奉王亚樵之命在南京监视蒋介石行迹的国民党军人余立奎。这个早在行刺陈调元时起就追随王亚樵的杀手，把他在南京密秘监视蒋介石出行的情况，向王亚樵和与会者作了详细介绍。
“可是如果在南京对蒋下手，也决一件易事呀。”华克之也是刺蒋行动中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多年在南京搞学运，养成了沉着老练的性格。在听取大家对刺蒋方案的多次讨论后，已在他头脑中形成一个印象：蒋介石对自己随时可能会遭到暗杀，早就有所提防。华克之说：“最明显的不利因素，是蒋介石把侍从室的警卫人员扩大了一倍，这些侍从几乎每天寸步不离蒋的身边。只要蒋介石走出黄浦路官邸，那个长长的车队就尾随而来。让人不好下手的是，蒋介石的车队有大小轿车12辆，你不可能知道蒋每天坐在哪一辆车里。而且只要我们埋伏的杀手刚刚接近他的车队，汽车里的侍从们就会马上以手里的德国短枪和步枪，组成一道道密集的火网。而我们是没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可以击败那些训练有素的侍从人员。”
余立奎也补充说：“至于在蒋的官邸里下手，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亲自去那座大院观察了多次，别说从大门进去，就是墙边也无法接近。里面的布局更是不可能知道，即便我们能够进得去，也不能顺利找到蒋的住处。因为那样肯定会落在侍从室的监视罗网之中。所以，在南京行动，只有当蒋将要离开南京，到外地巡视的时候，在明故宫机场，是个有空子可钻的薄弱环节。”
“好吧，立奎。你现在就去南京，先在明故宫机场附近租一所房子，届时准备行动使用。”最后，王亚樵批准了众人一致认同的方案，利用蒋介石离开南京之时，在明故宫机场突然向随员不多的蒋氏座车开火。
现在，孙凤鸣就是带着王亚樵的密令，从上海亲自来南京的。他和余立奎来到明故宫附近那所租用的民宅后，孙凤鸣发现这幢日本式小灰楼内，原来早已埋伏着七八个杀手，都是余立奎在南京组成的行动力量。他们当中有宣济民、王干庭和牛安如等斧头帮早期暗杀成员，同时也有王亚樵在上海新发展的力量，如郑绍成和贺光坡等。
“这是行动经费和枪械。”孙凤鸣将沉甸甸的皮箱放在余立奎等人面前，一口气传达了王亚樵的密令，他说：“现在广东方面催促甚紧。王先生要求我们最迟不能晚于六月初对蒋行刺。如我们继续拖延下去，很可能失去最隹行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