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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已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的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江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江说，“我到这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一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年，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江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年轻的江泽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