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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语言表明了一种新建立的友谊。江一度抓住布什的胳膊肘，而当时布什正在江的耳旁窃窃私语。与此相应的是，当两人转身准备去赴午宴时，布什很随意地把手臂搭在江的身上。午宴有鱼翅汤、炸龙虾和牛排。他们看来都喜欢与对方在一起不过布什有时候与其说是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无疑，两位领导人在双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年之后都在刻意展示相互之间的友好。
尽管在“9·11”之后的众多事件中，美国公众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中美关系，但《华盛顿邮报》称：“当江泽民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是轰炸阿富汗之后，公众的批评消失了，这是冷战后中国首次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中国人，尽管还对炸馆事与撞机事件心存怨恨，但据《南华早报》报道，他们都认为江主席支持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是北京近10年来最明智的决定”。
亚太经合组织最高会议在一场精彩的晚会和上海黄浦江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之后结束了，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生气勃勃、广受尊敬的成员逐步崛起。这是江泽民主席的一个胜利刻。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CNN记者用英语询问江泽民个人的未来打算。“如今你刚主持了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议，相当成功的会议，”这位记者说，“如果你选择年从你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不是你的告别演说，你的一个告别性成就？你会退休吗？如果不退，你明年再干一届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中传来了紧张的笑声。在中国，记者根本就不会向领导人问这种问题。在回答之前，江泽民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口译，让他翻译。人们都能听到口译的话“他刚才问的问题是，”口译告诉江主席，“这次您成功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是否就是您在明退休前的告别。”
“哈哈，”江笑着说道，“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主要意思，”大厅内又响起了一阵笑声。“你关心的是我明年的退休问题，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么？首先，我明年是否退休，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必须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来决定。”
这次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一个尽管被忽略但实际上更加有趣的特点是：每当江主席主会议的时候，他都使用英语。新加坡总理称赞了江的措辞，他注意到在这一周中，江对这门语言的运用越来越自如，为中国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在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官员也使用英语来做媒体简报这除了能够增强中国的海外影响，还能够鼓励国内的英语学习。
江还把技术作为此次最高会议的一项优先事务，同与会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陪同江主席参加会见的是他精通技术的儿子江绵恒博士，他正寻求结合中美优秀思维方式以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
江博士1992年回国。从德莱克塞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加州的普公司工作了一年左右，负责制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在一所当地的大学进修商务课程。（据江泽慧说，绵恒回国的一个原是，江泽民想要他即将上学的孙子回国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
江绵恒加盟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后，负责一家技术公司的财务和衍生产品，该公司是以谋求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的。两年后，借助他迅速增长的商务才干，他为海市政府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力求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并联合当地公司以应对中国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后来他成为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除了其他的分工，他还负责“神舟”载人航天项目。江博士对朋友说，他的梦想是为中国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能自我运行的模式，或许还想回到他的本行——高温超导——去搞科学研究。
江主席开始信奉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美国市场模式，并且已经在努力打破高度官僚化的国有企业中国电信垄断。江尤为关注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并开始逐渐相信美国快速发展的IT市场上的竞争，甚至混乱，才是其成功的首要原。
为了寻求在中国应用这种模式，江主席坚持不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过后1个月，据证实中国电信将被拆开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消费者从这种新的竞争获得了好处。
江的小儿子江绵康比哥哥小2岁，也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他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在父母原先工作过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供职。此后又在德国的跨国电器设备公司西门子公司接受培训。回到上海后，他为市政府从事信息系统方面的工作。
“绵恒和绵康有很好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姑母江泽慧评价说，“他们在业务上反应灵敏，为人正直诚恳。绵恒更善交际，绵康更内敛沉稳。三哥和三嫂都很为他们骄傲。”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组织，从而结束了中国为加入这个全球贸易组织而进行的长达15年的奋斗历程。江说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将在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之间小心谨慎地求得平衡”。
12月中旬，江主席参加了为期3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它的召开是为了制定中国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这是历来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7名常委都参加了会议。在讲话中，江首先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他号召有关各方“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并警告说不能低估它对世界事务的作用。
“要求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我们想要宗教工作者和信教群众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位中国领导人说，“而是要求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并为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作出贡献。”江赞扬了“广大信教群众”对国家的支持，并强调了宗教在诸如救灾等活动中发挥的社会作用。
但是，江也警告说，决不允许任何人“滥用宗教”来达到破坏党、社会主义和国家安全的目的——这明显指的是“法轮功”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他还警告要防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力的渗透”。
简而言之，只要这些宗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江就会允许宗教自由。大会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直接在国家登记。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不去登记的组织就有可能发现自己面对更加严格的限制。
作为一个尊重科学、讲究理性的人，江曾为宗教中有关预测和迷信的吸引力感到迷惑不解。他也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年前说，“宗教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宗教的最终消亡，准确地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要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长。”
江曾经认为宗教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但他现在看到，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尽管教育水平在提高，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江相应地修正他的见解，尤其是在1999年“法轮功”突然冒出来之后。宗教并不像他曾经认为的那样，重要性正在减弱，而是一股需要“重点关注”的力量。
政府估计中国信教人口大约有1亿，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这一数字为2亿或更高。既然江泽民认为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代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这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三点，那么，若要照章办事，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10％或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因此，江得出结论说他们也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自从江泽民的思想逐渐转向“以德治国”后，他就感到宗教可能成为社会中更加重要的成分——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事实上，江现在着重强调宗教不能从政治中孤立出去。当年秋天参观一所佛教寺庙时，他甚至问高僧们在引导“年轻人对宗教的兴趣”方面有哪些见解。他认为这一点将既能够支持他有关民主文明社会的构想，又有助于支持压制“法轮功”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愿望。
江对其中一位高僧谈到在他自己生活中有关佛教打坐的一段插曲，他称之为“一次命运攸关的遭遇”。“我曾经练习过你们刚才所谈到的打坐，”江回忆说，“那是在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正值‘大炼钢铁运动’。我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练习打坐3个月——看来它治愈了我的疾病。打坐可以把人引入静思，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12月，江泽民前往导弹先驱钱学森博士在北京的寓所，探望了他。这天是钱的90大寿，江坐钱的床边，就科学和技术怎样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与这位令人敬的科学家交换了看法，并承诺将保护“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主动性和工作热情”。
1年前，在钱学森的89岁生日时，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思考。他谈到“要把科学和政治相结合”以及为什么高级领导人在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用“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他把江泽民称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钱学森说江泽民对科学和政治这两者的“高层次”理解，使他能够提出“三个代表”的“整体原则，其中每一条，依据钱的看法，“都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三个代表，”钱说，“既不是纯粹的治，也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和政治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又说：“使它们结合需要智慧。”“看看全世界，”钱反问道，“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
钱谈到了他对江泽民的看法：“他有良好的科技底蕴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学习。每一次见面时，我们都会谈论科技问题。我还记得1989年他刚刚调到北京时……他对系统工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所以我当场给了他一本我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
1991年，钱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江说：“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
“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这位传奇式的钱博士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1995年初，钱学森寄给江泽民一篇论文，题为《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