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酸橙叶和柠檬香草清蒸龙虾，配以玉米青韭香料做成的夹心烤饼是第一道菜，主菜是俄勒冈黑胡椒牛排，牛肉选用的是以美国安格斯牛繁育的亚洲牛。甜点是熊猫形的杏仁蛋白软糖、果子馅饼柑橘茶……拌入大块巧克力和柑橘的果子露”。
晚宴后，一支超大型的高尔夫电瓶车队迅速将尊贵的客人们送到了白宫南草坪的一个巨型帐篷中，此处已被改装成音乐厅，装饰了水晶吊灯和仿法式窗。等客人到达后，军乐队演奏了包括爵士乐《不必如此》在内的一组轻松乐曲。接着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国家交响乐团在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指挥下演奏半小时美国名曲，包括莱昂纳德·伯恩斯坦的《康第德序曲》，那是乔治·格什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缩略版，以及阿龙·柯普兰的击掌乐《方形舞》。
近年来高层云集的最精彩的国宴即将接近尾声，克林顿总统用自己不太管用的声带开了一玩笑，向江主席告别——“我的嗓子快哑了，您还觉得满意吗？”——接着，他表示盼望明年将访问北京。江继续以音乐为题，用英语说道，“在夏威夷，我演奏了夏威夷吉他，但是，我知道您的萨克斯吹得很不错。”这时已近午夜，而对这位已71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在前夜盛大的国宴之后，翌日一早即有一场棘手的遭遇战，江主席在早餐会上面对的是50位国会员，其中包括许多对中国言激烈的批评家。在早餐会之前，江不顾休息不足，坚持私下会见了参众两院的4位最高领袖——共和党的特伦特·洛特和纽特·金里奇以及民主党的汤姆达沙尔和理查德·格普哈特。这30分钟的会见在金里奇的办公室中进行，接着，4位领袖陪江参观圆形国会大厦。这座雄伟的圆形建筑连接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参观过程中，金里奇即兴给江上了一堂历史课，他原是历史教授，总是那好为人师。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江就所有的批评为中国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会员到中国访问”。他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并补充说，中国将“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洛特参议员告诉江：“对们国家来说，与援助伊朗的国家改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迪克·阿尔梅则交给江一份列有据他讲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要求中国主席释放他们。
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上午11点半，江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专访。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莱勒提及当天出版的美国报刊都认为江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是“从未有过的率的交流，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江。
“我认为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江回答说，“真正的好朋友要坦诚相待，不隐瞒任何观点。”然后他又用英语反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莱勒紧接着又问：“但这是您对昨天的记者会的看法吗？您认为它是一次有益的交流吗？”
江主席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不认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历来认为应当求同存异。”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除了对江泽民—克林顿峰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乐观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提到了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邮报》的一篇题为“唉，每件事在中国都被夸大，主席访美之行完美无缺——但还有未作报道的内容”的文章指出，那天的“报道中无一不是溢美奉迎的照片和文章”。《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江的家乡：玫瑰色的访美新闻”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媒体在强调盛况和象征性意义方面惊人一致，“赞颂访问中的愉快时光，饰不快的事件”。西方媒体对江泽民在夏威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游泳进行大量报道，而中国媒体却没有报道。
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