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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大话，“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生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第一部分】 根基 1926…1989年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
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
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