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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清晨，李鹏总理发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提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还有一条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理由，江为人们所爱戴，这是帮助这片一时四分五裂的土地愈合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江泽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他告诉工人们：“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江现在不再只关心上海的稳定，而是全国的稳定。
5月29日晚上大约10时30分，一座类似自由女神像的37英尺高、名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6辆平板脚踏车驮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第二天中午，由中央美院的学生们制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励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学生和外国记者中间，一个学生高声朗读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的讲话被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所打断，数小时之内他就再次飞往北方。
与此同时，邓小平将对江泽民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友好地团结。”
党内的争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外部的冲突却越来越严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处深宅，李鹏总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宣传部长王忍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他们召来了滕文生和另一演说词撰稿人，让他们草拟一封给全国的公开信。
“会议是由李鹏主持的，江泽民几乎一言不发，”滕文生回忆着这一重大时刻，“我了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很疑惑江泽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完全没有料到，一无所知。我称他为‘江书记’，因为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
关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李鹏作了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发言，他给出了基本的大纲和主要的观点。“请到隔壁，”李鹏说，“我们会等你们写完。”
“我给两位可敬的学者一个半小时。”江泽民和颜悦色地补充说。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滕与他的伙伴1小时就写完了。他们回到开会的场所，大声朗读了信稿。与会者似乎很满意。只有李鹏作了几处次要的修改。他问其他人是否还有补充意见，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李鹏对滕文生说：“好吧，你们的工作完成了。你们走吧。”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大使（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洁明，在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细回忆中只提到了江泽民一次，那还是在提到他在上海“较为成功地对付示威者”的时候。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尽管如此，江一直为当时采取行动的人护。他总会问：如果即使数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宫、唐宁街10号或爱丽舍宫前面扎营近两个月，那么西方政府会作何反应？
目睹事态的升级，江汲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任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今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当北京出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在愤慨中爆发了。他们用公共汽车做路障以瘫痪交通，割车胎，并拦截列车。上海市领导人对暴乱分子发出了严厉警告：要么就此罢手，要么面对严厉惩处。警方逮捕了若干名最激进的学生，同时，市委动员了约4万名干部和市民搬开设在路口的路障。机动巡逻队防止学生阻塞交通。由于人们对混乱日益感到厌倦，这一战略开始奏效。到6月7日，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3周后，江泽民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虽然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