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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总副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的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 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