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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弄得目瞪口呆起来！大家只是看着“煤气罐”在那儿唾沫四溅，冲着茫然不知所措的雷振暴跳如雷地叫骂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再解释也没有用了。受了一肚子气的雷振，第二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就拎着个破旧的大皮箱，凄凄凉凉地走了。我和王保卫尽管很难受，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我跑到校内的小卖部赊了两包“白沙”烟，塞到他的包里。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4节 怀揣83元闯广州（4）
雷振走后，只过了两个月时间，我也与“煤气罐”闹翻了，离开了这家学校。我之所以离开这儿，与两件事有关。
第一件事，我介绍过来的一个所谓的北京大学高才生原来却是一个江湖骗子，骗走了学校电话亭的1000多元电话费。那个骗子姓金，江苏人，名叫金国华（这名字估计也是假的了），是我在中大门口认识的。他中等个子，长着付小白脸，衣着很时髦，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能说会道，能喝酒又能抽烟。他说是来广州看望他的姐姐的，聊着聊着就熟了，临分手时我给他留下了门卫室的电话。金的年纪与我差不多，后来经常过来玩，一来二去，就与学校里的人混熟了。当他得知学校有一个专为学生服务的收费电话没人管后，就要求接手管理。这电话也是由保卫科管的，当时“煤气罐”要求我作金的担保人，就像我当时是由王保卫作担保时一样，如何万一有什么事，好找到人。我就担保了，当时学校支付金的月薪也是500元，与我们几个保安的一样，只是上下班时间长一些，要日夜守着。但这小子不知用什么手段在计费器里搞了名堂，每个月从中贪污电话费。一个月后，他拿了2000多元的电话费逃之夭夭了。结果承担责任的当然是我，保卫科后来就扣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另外一件事，我们村子里来了五个南下寻工的年轻人，他们在羊城受骗，身无分文，我让他们在学校里住了两个夜晚，当时“煤气罐”虽然表面上答应，但私下里却是不满。
我们村里那三男两女，小的只有14岁，大的也只不过20岁。他们交了500元劳务费，说是可以去珠海某电子厂工作的，谁知却从湖北被人骗到广州火车站后就无人管了。这些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我马上为他们寻找落脚地，四处借路费。经过好说歹说，“煤气罐”到底还是让他们住在了学校里，但不能超过三天。我从学校厨房里借来一只大电饭锅，自己卖来米面，为这些来自家乡的难兄难弟们做饭。当天晚上，我在学校大门口值班，因大雨下个不停，我让其中一个身体孱弱的小老乡睡在门卫室里，结果被“煤气罐”知道了，他将这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来个借题发挥，竟当着两位同事和几个学生的面指责我不该让陌生人睡在门卫室里。这事我本来已与他打了几次招呼，只差没点头哈腰了，没想到他还是如此故意找我的碴。我也火了，马上与他顶了起来，并说月底发了工资就走人。我当时还想，像我这样一个从海军陆战队里出来的军人，在偌大的一个广州城里还找不到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么？我本来就是抱着记者作家的梦想而出来的，保安不过是我的临时过渡。那小子还以为我打算在这个破地方干一辈子保安，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第二天，早已是捉襟见肘的我东借西挪，好不容易为我那几位小老乡凑齐了回家的路费，把他们送上了返乡的火车。
到了月底，我就向“煤气罐”正式辞职。看到我真的要走，他竟竭力地挽留我。毕竟，在这几个月时间里，我虽然根本不满意这份保安工作，但我以军人的作风，对工作兢兢业业，从没出过什么差错，从不像王保卫和雷振他们一样，上班时不是高卷裤脚、趿拉着双拖鞋，就是抽烟喝酒下围棋；虽然那一身灰不溜秋的保安服看起来就像旧时的伪军服，远没我们的那几套蓝白交替的海军军装好看，但我在上班时都穿得整整齐齐。同时，我与这里的学生关系处得都不错，在师生中口碑很好。
“煤气罐”见我去意已定，只好罢了，但他在结算工资时，居然多支付了我半月的工资。我也没客气，就收下了。临走时，“煤气罐”往我手里塞香烟，有些恋恋不舍地说：“石野，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性子太直，不过，我也知道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在这儿做一个小保安还真是委屈你了。有些事情，因为是工作，还望你多包涵。以后有空，你可以随时来这儿，也可以继续住在保卫室……”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当然不可能再回到这儿借住了。当我一年后重新回到这儿时，我是以《南方都市报》记者的身份上门采访。
第一章 流浪羊城第5节 我给香港富婆当保镖（1）
离开那个技校后，我像只断线的风筝，在羊城街头四处飘荡。白天，我四处为工作的事而奔波；夜里，我就住到每月花300元钱租下的农民屋里长吁短叹。虽然当时广州的报刊也不少，但南下的人才也实在多，所以，对于我这个既无文凭又无后门的退伍兵，要想进入报社做记者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尽管我明白困难重重，但我从来没有气馁，没有断过记者梦。梦想是美丽的，但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
报社一时进不了，我得先找一份工作谋生，一边读书写作，一边等候时机。一天，我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寻到了位于滨江路的爱群大酒店。这是一家建于解放初的老牌五星酒店，是早年间羊城最豪华的大酒店，也是当时羊城的一景。这儿有一家文化公司在招文员。当我挤上去应试时，一位小姐问我是什么文凭，我赶紧灵活地撒了个谎，回答是本科的。对方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毕业证呢？”我忙说道：“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的……但毕业证我不小心给弄丢了，喏，这就是我在部队时发表的作品……”那位小姐认真地翻了翻我的作品，又看了看我拿出的几张获奖证书，说：“本来我们这儿是一定要查看毕业证原件的，不过，我们也不是太古板，我们香港公司主要看能力；只要是人才，一定会用你……我看你的诗歌和小说写得还不错。这样吧，你填完表后赶紧做试题吧，时间一个小时。到时我们再决定是否录用你。”
说罢，这位小姐拿出了几份现成的试卷，让我和同来的20多人一起做。那上面全是有关心理学的问答卷，比如：“如果你在上下班途中碰到有人正在偷你的东西，你将会如何做——”下面就是四个答案：A、你会马上大声喊叫“抓小偷”；B、你不敢吭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C、你想叫但又怕惹是生非，所以干脆转过身子去；D、你会马上抓紧你的钱包，并会对他怒目而视。还有的题目是要求你针对现实生活的事例，进行想象和创作，比如：“李先生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情，如果你是他，你将会如何处理此事呢？”后面没有答案，要求应答者自己完成。还有一些试题夹杂着一些英文，我虽然不大懂，但连猜带推测，倒也能猜着七八十。
我平时爱读书看报，更阅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名著，这些试题对于我来说还不是很难。我只花了40多分钟，就答完了所有的题目。在部队做文书时早就练习就的那一笔还算不错的楷书，加上我的答案都很贴近现实生活，让两个专门现场阅卷的小姐很快就给我打了一个高分。一位女主管过来与我面谈。我口若悬河，对答如流，声音洪亮，对方当场就拍板录用了我。由于需要大量的文稿，他们当天下午就要求我上班。我就像打瞌睡时捡到个枕头一样，自然喜不自禁地答应了。
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结合现实生活编写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小故事和问答卷。然后主管把订好的稿子发到香港，再由那边出卖给有关报刊，或是编成小册出售。
刚开始几天我很卖力，做得很起劲，但很快，我的心里就有了疙瘩。因为在这儿工作尽管还不是很累，但很压抑。主要是因为那个香港老板管理太苛刻，对员工极不尊重。老板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每周来这儿看看，我也只见过他两次。公司有50多名员工，每天上午8时必须准时报到，工作时不准随意说话，更不准交头接耳。上厕所时，小便不能超过3分钟，大便不能超过10分钟，违反者每次罚款20元，超过3次就得被“炒鱿鱼”。那个长鼻子老板虽然人在香港，但却像幽灵一样，无时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谁在上班时打了一个呵欠，谁多说了一句话，谁在吃口香糖，甚至谁放了个响屁招来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他马上就会知道。那个时候虽然办公室里还没有安装探头之类的东西，但老板却有办法“透视”。
记得有一次，一位从华师大刚毕业到这儿工作的林姓小姑娘，因为她生性活泼，爱说爱笑，上班时不是见缝插针地与人说上一两句话，就是嘻嘻呵呵地乐上两句，尽管她写的东西很不错，但她为此常遭到老板的呵斥。一次，小林因为赶着上班而没有吃早餐，她借上洗手间之名，偷偷地躲到开水房里泡方便面吃，结果，她的面还没有完全泡好，就被远在香港的老板知道了，让她马上就去接电话，并让她马上扔掉方便面。气得小姑娘两眼红红的，最后只好将那刚泡好的方便面扔到了垃圾桶里。
当然，工作上严格些我们大都还没什么意见，但老板在一些细小事情上的做法却总是不尊重我们，随意侵害我们的尊严。公司没有食堂，平时的午餐都是我们自己解决。午餐和午休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一个半钟。所以中午我们在极有限的一个半小时内，必须吃完饭。当时，在爱群大酒店一带大都是比较豪华的大酒店，大排档和小食店还很少，要想买到10元钱一份的盒饭得跑好远一段路。
一天中午，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吃了便宜的盒饭后，感觉肚子里不舒服，到了上班时，肚子里就翻江倒海般的难受起来。按公司的规定，这个时候是不允许我们外出看病的，于是只好忍着，拼命地往肚子里灌开水。水一喝多了，肠胃就更不舒服，同时害得我们每隔不多久就得往洗手间跑，来来往往地自然影响了其他同事的工作。我们几个人都受到主管极为严厉的呵斥。那个徐娘半老的女主管更是对我们不客气，临下班时把我们几个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骂了个狗血喷头。我气急了，当即顶撞她：我们都是吃坏了肚子，你以为你公司的洗手间是厨房呀？也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吧？这话当然把这主管惹火了，于是她摞下别人不管，就把矛头直指向我，并当场宣布扣除我半个月的工资。我气呼呼地骂了她一句：去你妈的，你们这样不尊重人，老子不干了！你马上给我结算工钱，老子现在就走人！
在我的据理力争下，女主管最终还是没有扣除我的工资。但在背后把我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