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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钦望塔。晚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降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降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芬芳于立，各具特色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
从一开始，作为一种消极结果，这就有可能避免出现那些挤作一团、鬼哭狼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禁闭所可以看到，曾被戈雅（Goya）”表现在画面上，也曾被霍华德（Howard）描述过。每个人都被牢靠地关在一间囚室里，监督者可以从前面看到他。而两面的墙壁则使他不能与其他人接触。他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他是被探查的对象，而绝不是一个进行交流的主体。他的房间被安排成正对着中心降望塔，这就使他有一种向心的可见性。但是环形建筑被分割的囚室，则意味着一种横向的不可见性。正是这种不可见性成为一种秩序的保证。如果被囚禁者是一些罪犯，就不会有阴谋串通的危险，集体逃跑的举动、新的犯罪计划、相互的坏影响。如果他们是病人，就不会有传染的危险。如果他们是疯人，就不会有彼此施暴的危险。如果他们是学生，就不会有抄袭、喧闹、闲聊和荒废时间的现象。如果他们是工人，就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挤作一团的人群、多重交流的场所、混在一起的个性、集体效应被消除了，被一种隔离的个性的集合所取代。从监督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可以计算和监视的繁复状态所取代。从被囚禁者的角度看，它是被一种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所取代（Ben山am，60一64）。
由此就产生了全景敞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样安排为的是，监视具有持续的效果，即使监视在实际上是断断续续的；这种权力的完善应趋向于使其实际运用不再必要；这种建筑应该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制。总之，被囚禁者应该被一种权力局势（powersituation）所制约，而他们本身就是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对于实现这一点来说，被囚禁者应该受到的监督者的不断观察既太多了，又太少了。太少了，是因为重要的是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受到观察；太多了，是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有鉴于此，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照望塔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为了造成监督者的在与不在都不可确知，使被囚禁者在囚室中甚至不能看到监督者的任何影子，按边沁的设想，不仅中心瞻望厅的窗户应装上软百叶窗，而且大厅内部应用隔板垂直交叉分割，在各区域穿行不是通过门，而是通过曲折的通道。这是因为任何一点音响，一束光线甚至半开的门的光影都会暴露监督者的存在。全景敞视建筑是一种分解观看／被观看二元统一体的机制。在环形边缘，人彻底被观看，但不能观看；在中心瞻望塔，人能观看一切，但不会被观看到。
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因为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体现在一种安排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君主借以展示其过剩权力的典礼、礼节和标志都变得毫无用处。这里有一种确保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的机制。因此，由谁来行使权力就无所谓了。随便挑选出的任何人几乎都能操作这个机器，而且总管不在的时候，他的亲属、朋友、客人甚至仆人都能顶替（Ben山am，45）。同样，他怀有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轻浮者的好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孩子的恶作剧，或是出于哲学家想参观这个人性展览馆的求知欲，或是出于以窥探和惩罚为乐趣的人的邪恶心理。匿名的和临时的观察者越多，被囚禁者越会被惊扰，也越渴望知道自己是否被观察。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神奇的机器，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目的来使用它，都会产生同样的权力效应。
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因此，无须使用暴力来强制犯人改邪归正，强制疯人安静下来，强制工人埋头干活，强制学生专心学问，强制病人遵守制度。边沁也感到惊讶的是，全景敞视机构会如此轻便：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旧式厚重的“治安所”比ouseofsecurity）及其城堡式建筑，将会被具有简单、经济的几何造型的“明辨所”（houseofcertaity）所取代。权力的效能，它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转向另一个方面，即它的应用外表上。隶属于这个可见领域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承担起实施权力压制的责任。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原。因此，外在权力可以抛弃其物理重力，而趋向于非肉体性。而且，它越接近这一界限，它的效应就越稳定、越深入和越持久。这是一个避免任何物理冲撞的永久性胜利，而且胜利的结局总是预先已决定了的。
边沁没有说明他的设计方案是否受到勒沃（I。eVaux）”设计的凡尔赛动物园的启发。这最早的动物园与一般的动物园不同。它的各个展览点不是散布在一个公园里（I－。isel，104一107）。其中心是一个八角亭，第一层只有一个房间，是国王的沙龙。八角亭的一面是入口，其它各面开着大窗户，正对着七个关各种动物的铁笼。到边沁的时代，这种动物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在全景敞视建筑方案中看到了类似的兴趣，即对个别观察、分门别类，以及空间分解组合的兴趣。全景敞视建筑就是一个皇家动物园。人取代了动物，特定的分组取代了逐一分配，诡秘的权力机制取代了国王。除了这点区别之外，全景敞视建筑也完成着一个博物学家的工作。它使人们有可能确定各种差异：对于病人，可以观察每个人的病症，又不使病床挤在一起，不会让污浊空气散播，不会有检查台上的传染后果；对于学生，可以观察其表现（不会有任何做假和抄袭），评定其能力和特点，进行严格的分类，而且可以根据正常发展情况，将“懒惰和固执者”与“低能弱智者”区分开；对于工人，可以记录每个人的能力，比较完成每项任务所用的时间，以及计算口工的工资（Bentham，60一64）。
除了监视功能，全景敞视建筑还是一个实验室。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进行试验、改造行为、规训人的机构；可以用来试验药品，监视其效果；可以根据犯人罪行和特点，试验不同的惩罚方法，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同时教不同的工人学会不同的技术，以确定最佳技术；可以进行教学试验，尤其是可以利用孤儿重新采用有重大争议的隔绝教育。人们将能看到，当他们长到16至18岁，被放到其他少男少女中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人们将能验证，是否像爱尔维修（Helve－titJS）”所想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学习能力。人们将能跟踪“任何可被观察的观念的系谱”。人们将能用不同的思想体系来教育儿童，使某些儿童相信，二加二不等于四或月亮是一块奶酪，当他们长到20岁至25岁时，再把这些青年放到一起。那时，人们将会进行比花费昂贵的布道或讲课有更大价值的讨论。人们将至少有一次机会在形而上学领域里有所发现。全景敞视建筑是一个对人进行实验并十分确定地分析对人可能进行的改造的优越场所。全景敞视建筑甚至是一个能够监督自身机制的结构。在中心脾望塔，总管可以暗中监视所有的下属雇员：护土、医生、工头、教师、狱卒。他能不断地评定他们，改变他们的行为，要求他们使用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甚至，总管本人也能被观察。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视建筑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而且，总管被关在这个建筑机制的中心，他自己的命运不也就与该机制拴在一起了吗？一个使传染病得以散播的无能医生将是传染病的第一个牺牲者，一个无能的监狱长或工厂经理也将是暴动的第一个牺牲者。全景敞视建筑的主人说：“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挂在那些纽带上”（Bentham，177）。全景敞视建筑像某种权力实验室一样运作。由于它的观察机制，它获得了深入人们行为的效能。随着权力取得的进展，知识也取得进展。在权力得以施展的事物表面，知识发现了新的认识对象。
瘟疫袭扰的城市与全景敞视机构二者之间有重大差异。它们相隔一个半世纪之遥，标志着规训方案的变化。前者有一个特殊的形势：权力被动员起来反对一种超常的灾难。它使自己无所不在，处处可见。它创造各种新机制。它进行区分、冻结和分割。它在一段时间里构建出一种既是反城市（counter－city）又是理想社会（perfectsociety）的东西。它进行一种理想的功能运作，但这种功能运作归根结底与它所反对的灾难一样陷于一种简单的非生即死的二元关系：运动者带来死亡，因此，人们要杀死运动者。反之，全景敞视建筑应该被视为一种普遍化的功能运作模式，一种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确定权力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