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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事件又重新归结到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曾经在他的书中提了出来，却并没有予以回答，即为什么会有人冒险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在主要竞选过程中并不十分重要的组织总部呢？当时，绝大部分调查人员都认为这次窃案与共和党试图刺探民主党的竞选情报有关。但是这一推断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要进行刺探，其时机也应选在即将于迈阿密召开的民主党大会落幕之后，因为到那个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才会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参与竞选。不管怎样，这些夜盗者应该是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神经中枢，例如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的办公室进行窃听，而不应该选择总部内部他们被捕的那些相对更为偏僻的房间。
这些夜盗者也许是在搜寻一些不为人知的桃色丑闻。1972年5月28日，他们第一次闯入水门大厦，并成功地安装了窃听装置。而在此前一个月，华盛顿的一位律师菲利普·贝利刚刚被捕入狱。他是许多应召女郎的代理人，并且与民主党的头面人物有联系。当年7月，在贝利因违反《曼恩法案》（该法禁止运输妇女跨越州界从事卖淫活动）而被检方起诉之后（后来他也的确因此项罪名而被判服刑），《华盛顿星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指出他与华府应召女郎的圈子关系密切。几天之后，这些夜盗者便因再次潜入水门大厦而被捕，这一次他们随身携带着额外的也许是用来替换原有装置的窃听器，以及一把桌子抽屉的钥匙。时间上的巧合也许暗示着这两个案件之间的关系：水门窃贼所窃听的那个偏僻房间，也许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由高级妓女提供性服务的场所。
约翰·奥康纳补遗（6）
从庭审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检察长希尔伯特试图诱使水门窃案的嫌犯在作证时表明，他们行窃的目的——也许有些窃贼也并不清楚——是因为亨特出于获利的目的，因而希望能够探知其竞争对手个人的一些“下流行径”。从一开始便负责窃听事务的艾尔弗雷德·鲍德温作证说，他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内工作的亨特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办公室电话进行了窃听，并且听到很多男人和很可能是应召女郎之间的“显然十分暧昧的”对话。（这一起诉意见所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将丑闻仅仅聚焦于最初的七名被告，以使白宫摆脱干系。）当希尔伯特准备采信这些证词并定案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说服上诉法院阻止了希尔伯特的行动。
正如费尔特警告伍德沃德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不仅与亨特和那些夜盗者有关联，而且也卷入了水门事件。一些分析家推测中央情报局也正在调查相同的应召女郎的交际圈子；中央情报局也许在搜集材料，以助于建立那些接受性服务的政客的档案。
当费尔特开始感到紧张和不安的时候，根据联邦调查局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芝加哥的一位窃听设备供应商迈克尔·史蒂文斯，正在寻求得到联邦调查局的保护。在麦科德（水门窃贼之一）向他出示了中央情报局的证明信并声称他正在执行一项任务之后，史蒂文斯向他出售了几套窃听设备。1972年12月，在水门窃贼被抓获之后七个月，霍华德·亨特的妻子多萝西携带着一万美元现金飞往芝加哥，结果坠机身亡。据史蒂文斯声称，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付给他“封口费”，而他则怀疑这次坠机并非偶然。此后不久，当他亲自接到一个匿名的恐吓电话之后，他决定到联邦调查局来寻求帮助，毫无疑问，费尔特也肯定知晓此事。
费尔特也应该知道一个名叫卢·拉塞尔的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秘密侦探，此人受雇于麦科德，专门负责向相关人士支付现金筹佣，而且在水门事件发生之际，他很可能就在水门大厦附近。1973年5月18日，亦即在费尔特向伍德沃德发出警告之后仅仅两天，拉塞尔突然心脏病发作，好在没有危及生命。当天也正是麦科德（他也很担心自身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将在参议院出席作证的日子。而在此之前几天，拉塞尔收到了参议院发出的要求其出庭作证的传票。此后不久，他宣称有人用毒药替换了他日常服用的药品，从而导致他心脏病发作。他于当年夏天病逝，而仅仅数日之后，他的朋友、华盛顿律师约翰·利昂，就将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一起，针对其所宣称的民主党人所采取的电话窃听行为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5月初，伍德沃德根据“深喉”在此前三个月所提供的信息，刊登了一篇关于基辛格实施电话窃听行为的报道。这篇报道进一步加深了白宫的戒惧。5月11日，尼克松和他的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针对“艾略特”（指新任命的司法部长艾略特·理查森）和“沙利文”所提出的意见——他们两人都坚决认为费尔特就是泄密人——进行了讨论。1973年6月，在与伍德沃德经历了近一个月的紧张会面之后，在政府工作长达三十二年之久的费尔特宣告退休，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即促使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展开公正且备受赞誉的调查。“深喉”的表现令后人惊叹不已。这一丑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格雷、尼克松的一干亲信以及尼克松总统本人身败名裂。然而，令费尔特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引发的这场政治风暴最终也使得他自己沦为了牺牲品。
在风暴中挣扎（1）
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在胡佛死后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其原因在于他希望任命一个能够将联邦调查局转化为附庸白宫的政客。在出任总统之前，尼克松曾经对胡佛的政治独立性大加赞扬，但是当他入主白宫之后，他却立即开始思考如何将联邦调查局转变为白宫的政治警察。但尼克松始料未及的是，联邦调查局的职业探员会对此全力反对。而格雷也从来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忙于在全国各地演讲而没有时间关心局里的事务，使得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常常刚刚结束一次巡回演说便又要离开华府，开始新一轮的演讲活动，而他的演说更多地是为了尼克松政府呐喊助威，并非为了联邦调查局。他的行为使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地位遭到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他的工作表现乏善可陈，因此也未能赢得白宫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外出旅行、长期的病患、在腹部手术后为时更久的休养，加之他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缺乏了解，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领导。在尼克松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格雷对于他能否被提名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感到越来越没有信心。其他被临时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总统提名，并得到了正式任命，但是对格雷却只字未提。他怀疑他已被总统冷落搁置在一边，并向我透露说，他正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他的官场生涯，回到新伦敦市继续从事他律师的老本行。
1973年2月15日，白宫似乎准备解决这件悬而未决的任命了。格雷接到白宫的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到白宫。从白宫返回办公室之后，他向我描述了此次会面的经历。他先是和面无表情的约翰·埃利希曼谈了十五分钟，埃利希曼批评他无法胜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一职位，并对他的健康状况表示怀疑。随后他与尼克松简短地碰了次面，总统对他的处境也并不同情，并告诉他：“帕特，你太仁慈了，应该动用测谎仪来阻止一切泄密行为。你应该表现得更加强硬一些。”
格雷承诺他会依此行事。但是离开白宫时，他依然无从知晓他能否获得提名。然而在2月17日星期五，白宫新闻发言人罗恩·齐格勒对外宣布，白宫提名格雷正式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一职。由于格雷将是第一位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齐格勒还补充道：他认为格雷获得批准任命不会有太大困难，对此他“很有信心”。但是齐格勒的说法却遭到了参议院民主党督导罗伯特·拜德的反驳，拜德声称他将反对这一提名，因为格雷是导致联邦调查局内部“纷争和分裂的根源”。
这本来应该为格雷拉响警报。但是格雷在急需为他获得参议院批准任命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却没有求助于司法部那些知道如何接近国会的老手，而是完全依赖于他的私人助理。对于任何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言，在此时面对参议院的质询，都远非一件易事。政治炸弹在华府被不断引爆。《时代》周刊已经披露，联邦调查局根据总统助手的要求，对部分白宫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实施窃听。而与此同时，在南达科他州，激进的印第安人与州政府之间一场丑陋的摊牌大战也正在上演，这一切都进一步损害了格雷在其联邦调查局同僚中的声誉。
在那段时间，发生在南达科他州的僵局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条。1973年2月，大约两百名“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占据了一个名叫“伤膝”的度假小镇，并劫持了十一名白人人质，他们要求国会对违反印第安人条约的行为以及塞克斯保留地的情况进行调查。白宫决定尽量避免冲突，并不得使用武力。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则宣布采取“遏制”政策。他命令联邦调查局帮助在小镇周围设置路障，禁止任何车辆在方圆十五英里的范围内通行，但是这一做法其实毫无用处。此外，他的这一命令也构成了对联邦调查局职能的滥用，因为探员们在面对这类问题时，他们的职责应该是进行调查，而不是充当警卫。
在风暴中挣扎（2）
如果当时埃德加·胡佛还活着，就不会出现上述这些问题。他不会同意这样来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但是我和格雷都没有胡佛那样的权力和权威。更糟糕的是，克兰丁斯特还改变了联邦调查局的行为规则。一般来说，除非为了保全生命而进行自卫，或是保护无辜的第三方，探员不得使用枪械，只有在符合上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开枪射击。但是克兰丁斯特则指示我们：一旦对方先开枪，我们就可以使用枪械——击伤，而非击毙对手。
这个新规定放宽了对开枪射击的限制。在围困伤膝镇的七十一天时间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爆发枪战。双方耗费的弹药数以千计，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射击对象是谁。在这场我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政府行动中，人员伤亡数量倒并不是很大，这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两名激进的印第安人被打死，七人受伤，而我们这边，一位警察局长的脊椎被子弹击穿，导致自腰部以下截瘫，还有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的手臂伤势严重。最后，印第安人厌烦了对城镇的占领，同意撤出小镇，其中许多人就是跨越路障扬长而去的。
在水门调查开始不久，格雷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中的声望就开始不断下降，而此次发生在伤膝镇的事件则令他的声誉直线下跌。探员们指责他未能保护联邦调查局的利益，而探员的妻子们也对他抱怨不已，认为他毫无必要地使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