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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小时以后，霍尔德曼、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便来到埃利希曼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当沃尔特斯返回中央情报局之后，他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他在此次会面中得到的指示。
发生在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窃听事件已经引发了众多非议，而民主党正试图使该事件无限扩大……对此案的调查已经牵涉到许多重要人物，而且形势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霍尔德曼询问中央情报局与此事是否有什么关联，赫尔姆斯局长回答说毫无关联。霍尔德曼说，整个局面正变得日益尴尬，总统希望沃尔特斯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格雷，并告诉格雷，既然五个嫌犯业已被捕，那么这个案子就应到此为止了。继续推动对此案的调查将会产生不良影响。
沃尔特斯写道，霍尔德曼让他去找格雷，并告诉格雷：“我已经与白宫谈过，并建议不应再对此案展开进一步的调查。”霍尔德曼向沃尔特斯保证说，格雷将会听取他的意见，因为格雷“正在寻求如何处理此事的指导意见”。根据沃尔特斯备忘录中的记载，尽管赫尔姆斯一再表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会暴露中央情报局的任何秘密行动，但是霍尔德曼还是坚持向沃尔特斯发出了行动指示。记录显示，沃尔特斯的确在当天会见了格雷，并将霍尔德曼的指示传达给了他。根据沃尔特斯在备忘录中的描述，格雷当时回答道：“他现在面临到问题是如何将这一已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加以低调处理……然后格雷又说，在选举年发生这种事情是最棘手的，他会考虑他能够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后，也就是6月26日，沃尔特斯再次被召到白宫，在那里，约翰·迪安告诉他：“对水门窃听案的调查令人极为难堪，而且有很多线索都指向了一些重要人物。”6月28日，迪安对沃尔特斯说道：“问题是如何制止联邦调查局将调查的范围扩展至那五个嫌犯以外。”同一天，赫尔姆斯打电话给格雷，要求联邦调查局不要约谈卡尔·瓦格纳和约翰·卡斯韦尔这两位中央情报局办案官员，理由是这两个人正在执行高度敏感的任务。格雷将这一要求作为命令下达给我。我可以终止对瓦格纳的约谈，但是卡斯韦尔则已经接受过了质询。而我们认为这两个人都知道一些与霍华德·亨特有关的信息。
在其他方面，中央情报局则表现得更加不合作。联邦调查局探员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处处碰壁，更为恶劣的是，中央情报局还屡屡明目张胆地撒谎。例如，我们向中央情报局了解一个名叫彭宁顿的人，此人曾经是詹姆斯·麦科德的领导。而中央情报局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名为塞西尔·H。彭宁顿的人的总结报告，尽管此人也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但是却与麦科德毫无关系。直到一年多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想要找的人全名叫做李·彭宁顿，他和麦科德无论是从私人关系还是从工作层面上讲，关系都十分密切。而威廉·科尔比，赫尔姆斯的继任者，则轻描淡写地将这一问题解释为：“我们不想让中央情报局的人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
水门事件（8）
7月5日，联邦调查局在调查过程中所遇到的阻挠和羁绊已十分严重，从而促使孔克尔、贝茨和我决定约见格雷，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孔克尔重申了他在那封电报邮件里的观点，我们也都强烈反对我们所遭到的种种束缚，尤其是中止针对墨西哥城展开的有关调查。
“请注意，”我对格雷说道，“联邦调查局的声誉正面临严峻挑战。与我们相比，这对于你这个代理局长来说更为重要。在未来，你将不得不说服那些联邦参议员，证明你在处理这个案子时干得不错。我们不能再拖延对奥格里尔的约谈了。我很不希望让我的话听起来像是最后通牒，但是除非我们收到赫尔姆斯局长要求我们放弃对奥格里尔进行约谈的亲笔信，否则不管怎样我们都将对他开始展开调查。”
格雷犹豫了，他看了看孔克尔和贝茨。他们两人脸上的表情告诉他，他正面临着手下一场即将爆发的反叛。他重重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我今天会给赫尔姆斯打电话的。”
“这还不够，”我继续说道，“约翰·迪安和‘竞选连任委员会’对我们的调查毫不配合，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局面。显然，他们在阻挠调查——想方设法拖延时日，或是误导我们。当我们在调查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时，碰到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毫无作为，听任白宫和竞选委员会肆意妄为。”
“格雷先生，”孔克尔插话道，“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阻碍，对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想你应该打电话给他，并告诉他存在的这些问题。”
“鲍勃说的一点没错，”我说道，“整个事件将在总统面前大爆炸。”格雷开始犹豫。他觉得最好是给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新任主席克拉克·麦格雷戈挂个电话，当时麦格雷戈正陪着尼克松总统在圣克拉门托访问。但是当我们从格雷那里离开后，我告诉孔克尔：“准备一份发给墨西哥城的电报稿，告诉他们继续开展调查。如果在今天下班之前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就把电报发出去。”
面对我们的最后通牒，格雷退缩了。他立刻给沃尔特斯将军打了电话，后者在他的备忘录里这样写道：“他（格雷）说要求他继续开展调查的压力十分巨大。除非他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份书面证明，说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损害国家安全，否则他将不得不启动对资金转移问题的调查。”7月6日，沃尔特斯和格雷见了一面，沃尔特斯在记述这次会面时写道：“我与总统相交多年，我像其他人一样渴望能够保护他免受伤害。我认为由中央情报局以虚假的理由草拟一封信来要求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将对总统造成损害。”
当天，格雷通过局里的内线电话告诉我，中央情报局不会来信了，我们可以继续对奥格里尔的约谈。我没有告诉他，其实内容与之类似的指令已经在昨天晚上就发出去了。格雷还打电话给克拉克·麦格雷戈，向它通报了这次谈话的事情。结果导致尼克松亲自给格雷打来了一个电话。我无从知晓他们通话的内容，只能从格雷在他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上所提供的证词中略知一二。根据他的描述，格雷当时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弗农）沃尔特斯和我认为，你身边的幕僚正在试图利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将联邦调查局试图约谈的人与中央情报局是否感兴趣的问题加以混淆，他们的行为将会对您造成巨大的伤害。我刚刚给克拉克·麦格雷戈打过电话，并且请他向您转达我的意见。”
我猜想，当时总统的回答是：“帕特，你尽管对此开展积极彻底的调查好了。”
在此案被移交特别检察官审理之前，联邦调查局一直与负责本案的联邦律师办公室和司法部的律师紧密协作。联邦调查局每天都向他们通报当天的调查结果。但是，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很多嫌疑人和证人甚至连与我们讨论案情都显得很不情愿，更不要说向我们吐露真相了。于是我们只好将这些人的名单移交给厄尔·希尔伯特，他可以传唤这些人到联邦大陪审团出庭作证，在那里他们将面对誓言的约束，也可以更有力地促使他们说出事实真相。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足以使我们成功地对最初的五名盗窃嫌疑犯、亨特和利迪等七人提出控告。
水门事件（9）
此时，格雷再次将贝茨、孔克尔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名义上说是要我们向他汇报该案的最新进展情况，但是当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定之后，格雷所作的第一件事却是拿出了一个笔记本。在其中一页上画着一个大圆圈，里边圈着七个彼此之间用直线相连的方框。尽管画面上一个名字都没有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七个方框指的是水门窃案的五个嫌疑人——麦科德、巴克、菲奥里尼、冈萨雷斯和克雷格——再加上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调查能否仅仅局限在这七个嫌犯身上呢？”他问道。
“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的证据，”我告诉格雷说，“但是我确信我们将要调查的层级将远远高于这七个人。他们只是几枚棋子。而我们希望抓住操纵这些棋子的人。”贝茨和孔克尔也都赞同我的意见。调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格雷再也没有提出过这一要求。他放出了一个探测气球，但是立刻就被我们打落了。
除非联邦调查局内部出现严重内讧，否则任何人都无法阻止调查的进一步深入——即便是前局长埃德加·胡佛也是一样。对于我以及所有其他办案的探员来说，这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攸关联邦调查局诚信的问题。我们已经因行动缓慢而遭到了不公平的批评，而作为职业执法者，我们下定决心要追查到底。而且，我们也的确干得不错，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认。助理总检察长彼得森在“参议院水门特别委员会”作证时便指出：“在任命特别检察官之前，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的调查工作。”事实上，特别检察官反而拖延了对那些高层人物提起诉讼的时间，因为在他们接手之前，他和他的助理并不知道此案是多么的错综复杂。
对联邦调查局的攻击和批评并未因此而停止。其中一项批评就是指责我们只针对一个犯罪行为展开调查，即水门窃案，却没有对其他一些问题，即唐纳德·塞格雷蒂和其他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竞选过程中所玩的肮脏把戏，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但事实上，是司法部要求我们不要对与本案有关的其他方面展开调查。一般来说，在办案过程中，负责案件侦破的主管探员有权自主地采取行动。但是对于涉及违反选举法、人权法案和其他一些法律的案件，则必须得到司法部的授权，联邦调查局才能开展行动。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向司法部提供了有关那些肮脏把戏的充足的证据资料，但是每一次我们都被告知无需再作进一步的追查。在特别检察官接手此案后，联邦调查局被要求对上述这些问题展开深入调查——而我们也非常高效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水门事件是一段艰难的时光，而对于我本人而言则不啻于是一场梦魇。尽管面临重重障碍，但是正如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联邦调查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调查开始后的前八十四天里，我们约谈了一万五千人，掌握了一千九百多条线索，发出了一百二十张传票。全国各地五十一个分局里的共三百三十名探员，投入工作的时间总计超过了一万四千小时，并提交了多达三千五百页的一百三十份调查报告。联邦调查局搜集的信息成为对水门事件涉案嫌犯提起诉讼的基础依据，这些成绩足以使得联邦调查局无须向任何人表示歉意。如果说在有些时候，我没有遵守正常的作业程序或是对代理局长的某些行为表示支持，我只是希望某一天联邦调查局的同仁能够理解我这么做的原因。我希望联邦调查局那些忠于职守的同仁能够认识到当时我们所处的异乎寻常的环境，理解我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以及联邦调查局所不得不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