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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间厨房和种种精美膳食（的确堪称美味佳肴），其直接和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烹饪时的气味，它们充斥着整个公共走廊。格雷去职后，威廉·拉克尔肖斯接替其职务，他保留了那间厨房，后来接任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同样如此，甚至还让厨师做了自己助手。
1972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年份。首先是胡佛的继任者问题，两周后发生了华莱士枪击案，一个月后又发生了水门夜盗案，这一切都发生在总统竞选之年。那时候，我们似乎总是与白宫步调不一。1972年9月8日，白宫约翰·埃利希曼的助手杰弗里·谢泼德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圈定了十四个州，要求司法部提供这些州关于刑事司法问题的材料。备忘录明确指出，这些材料将用于尼克松总统的竞选连任。我们接到备忘录时，规定联邦调查局上报材料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格雷的助手金利将该要求传达给了相关部门。二十一个地方分局都收到电报，电报原文引用了所提要求的内容，并注明是白宫提出的。对于向总统递交刑事司法材料一事，直到该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时代》杂志时为止，格雷和我都没发现有任何不同意见。《时代》杂志就此事炮轰代理局长，称其将联邦调查局政治化。为找出是谁将消息泄露给《时代》杂志，格雷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彻底调查接触过该电报的每名职员和特工。他对媒体几乎是偏执狂般的多疑，而他最关心的就是白宫会对他说些什么。
三天格雷（3）
当月晚些时候，格雷为白宫的另一个紧急要求给我打来电话。“马克，”他说道，“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霍尔德曼的助手）的电话。我正准备前往底特律做一次演讲。希格比想让联邦调查局调查长滩市的一起入室行窃案，它涉及到总统体检信息。你是不是给他打电话，看看是些什么情况？”
我联系到希格比时，他对头天发生的事情还很激动。总统的医师顾问办公室被盗。“窃贼是周三深夜或周四凌晨闯入医生办公室的，”他说道，“他们试图拍摄总统病历，那些病历册被抛撒一地。总统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这件事。”
“我马上调查，一小时内给你回电话。”我告诉希格比。
“多谢，”他说，“我们希望联邦调查局在这件事情上能全力以赴。有人想为难总统。”
洛杉矶分局通知我，这起案件按例正由长滩警方展开调查，他们相信是一帮青少年所为。那间医师办公室数周前就被盗窃过，有少量财物被偷走。在这两起案件中，窃贼都是通过拉门进入的，这个拉门的一个挂钩坏了，而当地类似的入室行窃案件也正处于调查之中。总统的病历档案撒落在地板上，但没有迹象表明它被翻动或拍照过。
我将该信息转告了哈格比，并告诉他联邦调查局无权介入此案。他立即变得言辞激烈起来，咄咄逼人地要求联邦调查局“就此案发布新闻”。我说道：“哈格比先生，联邦调查局没有理由插手此案，此外，除非逮捕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执行的，否则联邦调查局也无权发布新闻。”哈格比仍争辩说必须发布新闻。我对他只做了一项保证，那就是随时告知案件的进展情况。但哈格比没容我与他联系。他频频给我打电话，在后来的十天里，他至少给我打了十五个电话。我的答复总是“没有”。我奇怪白宫为什么对发布新闻如此感兴趣。当我得知“水管工”曾闯入一位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后，答案就出来了，这位医师曾给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治疗过。我怀疑白宫有人知道拍摄埃尔斯伯格精神病历的勾当注定会败露，而如此煞费苦心，就是想表明尼克松总统也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
对于联邦调查局所受的这些政治侵扰，格雷没有做出任何抵制的姿态。到了1972的秋天，联邦调查局总部里的人对这位代理局长普遍有了如梦初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波及到各地方分局。格雷曾赶到各个地方分局，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千篇一律的演说，讲着特工们最想听的话，一度深得特工们的拥护。尽管如此，作为其“开窗”政策的一部分，格雷将敏感的人事问题在媒体上广为传播，这让特工们极为不满。他们难以信任格雷抱成一团的私人班子，因为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格雷谋取利益，而决不计较因此将会让联邦调查局付出多大代价。
1972年11月20日，格雷因在新伦敦市劳伦斯纪念医院就医接受腹部手术，直到第二年1月2日才返回华盛顿。他指示我在此期间，所有报告和往来书信由我签署。因为他向来很少呆在华盛顿，所以对于我本来就已紧张忙碌的工作节奏而言，其延长不在位时间并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格雷休完病假回来后，我们进行了一次密谈。他告诉我白宫又遇到了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所在地华盛顿水门大厦被人莫名其妙地闯入，在针对此案展开的调查过程中有人泄露了消息，给白宫招惹了麻烦。格雷吐露，嫌疑泄密者就是马克·费尔特。
水门事件（1）
水门事件所蕴含的风险如何夸大也不为过。我们所面对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盗窃案，而是对政府体制的侵犯，对联邦调查局诚信的攻击，以及为了防止我们揭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而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些高级行政官员身陷其中，并不惜一切代价试图破坏我们的调查。而白宫的幕僚，无论级别高低，或是推托回避，或是横加阻挠。他们利用司法部和中央情报局来为他们提供掩护，对于我们所已经获取到的信息，则由联邦调查局局长向他们通风报信，并试图限制我们的调查。
由于帕特·格雷常常不在华盛顿，我承担了对水门事件进行日常跟踪调查的全部责任，因此应由我，而且也只应由我来承担与之相关的所有毁誉。我很快地就发现，联邦调查局对于一位现任总统所能施加的压力是多么微不足道。与白宫的这番较量，使我回想起了在堪萨斯城追捕黑手党，而黑帮分子又拒绝对话时的情景。一位供职于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办公室的探员也对此感到极为恼火，认为这一调查就像是“从黑豹党获取信息一样”。司法部刑事司的亨利·彼得森曾这样评论白宫幕僚说，“没有一个人听起来像是无辜的”，而很多人的确是有问题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什么东西要加以掩盖，几乎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不仅白宫幕僚如此，就连“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亦复如是。
正如尼克松的录音磁带所证实的那样，总统的亲信用尽了一切手段来对付我们的调查。当白宫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抱怨联邦调查局“失控”之际——因联邦调查局过于积极地要查清本案的事实情况——这一点便立刻得到了证明。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一情况有多糟糕。当调查人员试图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时，我们既无法依靠司法部的检察官，甚至也无法依靠联邦大陪审团来提起控诉。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孤独的突击队员”，一个专业的执法者，他必须能够越过总统一手提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司法部长，彻底揭开白宫的伪装。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凌晨，联邦调查局获悉有人夜盗水门大厦。第一份有关报告来自华盛顿警方。五个人在水门大厦被捕。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主管罗伯特·孔克尔在家中获知了这一消息，随后命令一名探员立即尽快赶往案发现场。几分钟后，警方打来的第二个电话告诉孔克尔，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发现一个“爆炸装置”。孔克尔立刻派遣一名拆弹专家赶往水门大厦。刚放下电话，他又接到了第三个电话，是警长杰瑞·威尔逊打来的，告诉他其中一个盗窃犯已经得到了指认，名叫小詹姆斯·W。麦科德，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孔克尔立即穿好衣服，赶往华盛顿办公室。探员已经检查过那个“爆炸装置”，并向他报告说那只是会议室墙上的一个藏在烟雾探测器里边的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机。孔克尔随后命令进行彻底搜查，以查明是否有违反“通讯窃听法”的迹象——这是联邦调查局最基本的一项调查权限。
这个仿造的烟雾探测器看上去的确像一个爆炸装置，里边装有几节缠在一起的电池，和一个电池驱动的手表，这些都是一个炸弹的基本组成部分。麦克风和无线电发射机显然是用来窃听信息的，但是手表却有点令人费解。孔克尔推测，之所以放一块手表在那里，是为了不断地发出信号，以便于操纵这一装置的人能够准确地探知无线电的发射频率。
由于案发地点非同一般，综合调查科的夜班主管早晨七点就给我家里打电话通报此事。他向我简略汇报了孔克尔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同意了他的提议，即要求孔克尔将此案作为一个重大案件进行积极调查。八点三十分，我赶到办公室，并打电话给夜班主管，让他向我再作一次情况简报。但是他却告诉我：“事情已经变得相当复杂了，我最好是到你办公室来当面谈谈。”
几分钟后，他告诉了我该案件已知的所有调查情况。大约在凌晨两点半，水门大厦的一个警卫注意到地下室楼梯井有一扇门半开着，弹簧门闩上横绑着一条胶带，以防止门会被锁上。他拿掉了胶带，但是四十分钟后，他发现这扇门上又被绑上了同样的胶带，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报案。没过几分钟，警察赶到了现场。他们都感到十分奇怪，随后他们便在民主党总部抓到了五个人，分别是小詹姆斯·沃尔特·麦科德、伯纳德·巴克、弗兰克·安东尼·菲奥里尼、维尔吉利奥·冈萨雷斯和尤金尼奥·马丁内斯·克雷格。在他们身上发现了盗窃工具、窃听装置和照相设备。
水门事件（2）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问道。
“几个天花板顶格和一个进气口被挪动了位置，” 夜班监察员说道，“当时他们正在拆卸一个电话机。所有的人都戴着外科手术医生式的橡胶手套。看起来他们正准备着安装更多的窃听设备，也可能是在进行修理，或者是准备更换已有窃听装置里的电池。”
“他们目前在哪里？”我问道，“警方是怎么处置他们的？”
“都已经关起来了。除了麦科德，其余四个人的保释金都是五万美金，而麦科德的保释金则是三万美元。他们将被指控犯有盗窃罪。”
“他们招认他们当时在干什么了吗？”
“他们一个字也没说。甚至连律师都没有找，但是不知怎么却来了一位律师。一切都显得很神秘。”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告诉孔克尔，我们将全力以赴对这一案件展开调查。我们将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