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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享受这种特别待遇。格雷最受欢迎的改革是允许驻地特工晚上驾着局里的车辆回家。他的理由是，如果特工们下班后被叫出来，他们应该有车可用，况且这也确实省下了市区保管费。
格雷的外访活动需要进行许多旅行。在我们最初的谈话中，他有次谈到乘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视察各地方分局的可能性。受胡佛严格预算管理的影响，我反对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的飞机，因为其费用不菲。但格雷坚持说，总统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被绑架到古巴，然后被用上硫贲妥钠来接受讯问。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着重强调了其费用支出，相信那些天文数字会改变格雷的想法。但他只是绕过我，要求行政管理科进行必要的筹备。格雷开始按周乘坐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他经常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的机场开始一周的工作，该机场离他斯托宁顿镇的家最近。他使用军事空运司令部飞机的总支出几乎达二十万美元。
在他主政的一年里，格雷面对各种团体进行了四十一次演说。这些演说因其政治色彩而受到批评。尽管格雷否认有任何此类偏见，但他的演讲稿却是由查尔斯·利希滕斯坦撰写的。这位政治演讲稿撰写人曾为许多当时在联邦权力委员会工作的共和党领导人捉刀代笔。格雷并没有选用局里倾向依法行事的写手乔治·威廉·冈恩。
格雷的特权做法让他疏远了总部。约翰·埃德加·胡佛坚持阅览所有重要备忘录和其他通讯文稿，送到他办公室的材料数量非常多。格雷因经验欠缺而无法处理这么多的材料。此外，他非常明确地向我交代，他希望下放权力。我于是将我手头约百分之十的材料送给他。即便如此他还是嫌多。办公数天之后，他就抱怨手头的事务太多。他对我强调说：“我希望你主持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在进一步熟悉工作流程之前，我没法处理太多的文字工作。”我很想告诉他，多花些时间在华盛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此后，我将送给格雷的材料做了限制，只送去需要他亲自签字的重要决策文件或备忘录，比如说窃听申请书。有些备忘录从此就没有回到我手中，而当实施的最后期限迫近时，我经常不得不由自己做出决定，而未征询其意见。1973年4月格雷离开之后，我发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许多备忘录。
格雷认为他的工作是勤奋的，从政府的一般标准来看，他的想法也许属实。当他专注某事时，满篇密密麻麻的都是他逐字逐句的批语。周末回到康涅狄格的家中时，他也总是将材料带在身边。这些材料送回之后，上面一字一句地写满了批语，用的总是红墨水。
为了减轻工作量，格雷从司法部带来四名办公室文员，他们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职员称作“卧底侦缉队”。这些人为首的是三十岁的戴维·D。金利，就我所知，他具备一个重要条件：与在许多报刊同步刊登的周日副刊《广场》杂志有家族联系。也许这是一种巧合，但《广场》的确刊出过对格雷极尽溢美之辞的文章。金利聪明机灵，我能与其共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其第一要务是为格雷谋取利益，即使是以损害联邦调查局为代价。马乔里·尼南同样忠于格雷，但她总是殷勤有礼，容易相处。丹尼尔·M。阿姆斯特朗三世很快就以全美男孩的名号出尽风头。他有过在布鲁克林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这让他相信自己在执法和联邦调查局事务上是位专家，但这是一种错觉。芭芭拉·L。赫维希尽管有很强的优越感，但还是挺讨人喜欢，她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名热情拥护者。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3）
格雷的私人班底，除了尼南外，都和他一样对联邦调查局职员抱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要克服他们的怀疑态度很难，但运用联邦调查局专业技能使他们震惊和迷惑不解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格雷班子里没有人具备特工身份，他们也没有表露过任何有意获得这种身份的兴趣。格雷被颁发过特工证书，并被授予联邦调查局二级荣誉徽章。一级荣誉徽章为胡佛所有，已不再使用。
比起联邦调查局的专业人员来，这些调入人员能更好地领会新老板的意思。格雷是一个不加节制的批注者，我们发现一旦他做出关于政策方面的批注，再让他改变主意就几乎不可能了。我经常无法解读这些批语。他在一份备忘录上写道：“有人站在通风孔上。”连他的班底成员都无法向我解释清楚。我问他是什么意思时，他笑了：“那是个潜艇术语。当潜水艇紧急下潜时，所有的通风孔都得迅速关闭。说某人站在通风孔上是指某人拖沓误事或妨碍前进。”当他口头训导下属时，他会说正在进行“艇长审理”。当他说“有东西藏在克莱莫地雷里”时，他指得是一个不容易发现的严重问题。
格雷和他的班底5月12日搬进局长办公室，他当天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说会“打开窗口”，让大家了解联邦调查局的运作。这是他的一个彻底转变。在克兰丁斯特听证会期间，格雷私下抱怨媒体“贪得无厌”，并说“公众没有兴趣”关注记者炒作的诸多新闻文章。但他已经知道与“第四阶级”① the Fourth Estate，在此应该是指向来被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第四权力”的媒体。较量是多么危险，就像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直到那时为止，听证会才成了帕特生命中最大的事情。他知道了媒体的重要性，他现在就像拉小提琴般地与它们琴瑟和鸣。”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完全适应格雷放进来的所有阳光。他的首次行政会议更多的是做宣传，而不是处理公务。全国各界媒体代表都被邀请见证这次活动。与新闻界人士一起消磨了约五十分钟后，格雷指示会议按计划进行。与会人员花了三分钟讨论联邦调查局是否应聘用女特工，然后把该问题列入会议议程，格雷当时答应研究更多与此议题相关的资料。
其他官员离开之后，格雷对我说：“我想举行一次所有高层官员参加的集体讨论会。我想如果我们能达成一致意见，在总统和他的班子不用的时候，我可以安排在戴维营举行。”我建议借用匡恩提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我指出，如果借用戴维营，新闻界也许会因此给这次会议附加某种政治色彩。“我会考虑的。”格雷说道。我很快得知，当他说自己会考虑某事时，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并且不想再继续讨论了。
“与此同时，”他继续说道，“我想让你安排总部各部门准备一份意见书，简要说明其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将来的打算。我还需要准备一些特别白皮书，以评定联邦调查局在毒品问题和在设立外部监督组上所发挥的正确作用，并评估成立一个新部门负责规划和评估工作的需要。”
格雷继续说道，言语有些急促：“你是二号首长，还将是我的业务主管，但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上，我希望你能和我商量。”
“好的，”我说道，“但我想我们，就你和我，应该有一些经常性的非正式会谈。”
“是的，”格雷认可道，“你可以随时找我商量。”
我回到办公室，感觉备受鼓舞，也深信格雷是真诚的，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格雷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而我们其余的人这时却正目瞪口呆地读着报纸。我们盯着报纸头版看，上面刊有格雷的谈话，他声称联邦调查局将取消所有不利于聘用女性特工的限制。报纸援引格雷的话说：“这项措施已得到行政会议的一致通过。”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投票表决，如果这种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应该会有15票反对，只有格雷和其他某个可能的官员赞成聘用女特工。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4）
这个问题两年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丹佛一位叫桑德拉·罗森伯格·内姆塞尔的年轻女子曾申请要做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其申请遭拒时，她就起诉司法部、局长和联邦调查局，指控这种做法违反宪法以及平等就业法令。继内姆塞尔讼案之后，辛西娅·吉特·埃德加，即纽约那位有争议的国会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的助手，又提起了诉讼。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对这两宗讼案表示支持。
联邦调查局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让妇女成为特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几乎每天都有类似于战斗的行动出现。特工们要搜捕逃犯、进行突袭行动和面对其他各种危险情况。为了使逮捕行动不节外生枝，展现力量常常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联邦调查局如此谨慎地坚持了这种策略，许多搜捕行动都将风险降到了最小程度。在那些日子，我们深信让女子参加搜捕行动会增加每个人的危险。
联邦调查局的意见书是由律师办公室主任助理德怀特·道尔贝准备的。所有联邦调查局官员都反对雇用女性特工，但有一个例外——约翰·莫尔。他相信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为自己的案子辩护成功。“如果我们不能赢，”他说，“就让我体面地让步吧。”
意见书交给了后来由格雷领导的司法部公民司，由它在法庭为联邦调查局进行辩护，但格雷无论如何都不愿支持联邦调查局的立场。他争辩说，该讼案不应予以反驳，联邦调查局应该着手接受女性谋求特工职位的申请。在道尔贝威胁雇用一名外界律师之前，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一直持拒绝态度，哪怕是听一听都不愿意。
后来，胡佛在争吵中去世，格雷成为代理局长。在这位新老板主持的首次例行性行政会议上，我们草草地讨论过这个问题。道贝尔告诉格雷：“已经进行过一次广泛的实地调查，你应该知道结果。分局主管、监察员和普通探员都无一例外地反对，他们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方面的最新资料你还没有看到，在这里读又嫌太长。我建议你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可以就该问题进行表决。”
格雷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同意。但他主意已定，告诉了媒体聘用女特工的决定已得到一致通过。
伤害之余又平添侮辱的是，就在同一天，戴维·金利，格雷的行政助手，将发往地方分局宣布该决定的公函交给了我。
看过之后，我说道：“戴夫，你没有改变最低身高标准。”
“是的，”他回道，“老板希望男女标准完全相同。”
“可是戴夫，如果坚持五英尺七英寸的最低身高标准，选出都将是高个子妇女。你这是对普通妇女的歧视。”经过三十分钟的争论之后，他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我于是给格雷打电话。他抢过话题，不容我多说。
“男女标准要完全一样。不得有所例外。”他说道。
“这是歧视，”我坚持道，“你只对一部分人敞开了大门。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马克，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他说道，“我主意已定。不要让我扯得太远。”
最终，对于那两名提起诉讼的女子，我对其政治动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列姆塞尔和埃德加都没有填写联邦调查局工作申请。在新政策实施的前些年里，几乎没有女性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