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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许输入荷兰书籍的禁令，于是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又重新出现了兰学热。兰学主要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领域发展起来。日本人通过荷兰语，了解到近代的地理、博物、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维新前的日本教育发达，江户末期在男子中40％…50％识字，妇女也有15％的识字率，远胜中国。”
“在鸦片战争被英国人用大炮打开国门前，清朝人对世界一无所知。就连号称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实际上对外也知之甚少。直到战争开始前，林则徐还认为英国兵到了陆上就会‘一仆而不能复起’，而他更坚信英国必须购买中国的茶叶盒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统统便秘而死。当时清朝人对外的无知，由此可见一斑。”
“1862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二十年后，日本幕府派出了商船‘千岁丸’号，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发现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上海居然乏人知晓，这令他身为震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日两国对于了解和接受世界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很有道理。”龙谦点点头。
“明治维新一帆风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顺利，而洋务运动则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日本年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极为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联合，既有基地又有武装，广大市民和农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府的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还给天皇，进行改革。”
“请先生讲下去。”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洋务运动是少数人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的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据说，恭亲王奕訢设立天文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最后，底层社会近代化的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朝从底层拿更多的钱，而朝廷为洋务运动新政横征暴敛却导致了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洪粤诚说的口渴，许思见状，立即拿起桌上的茶壶为他续上了水。洪粤诚对许思点点头，“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与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正是我的疑问。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
洪粤诚很惊讶龙谦的这句话，许久才点点头，“提督大人此话极有见识。1873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获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位地价的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这里的核心是地价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场，核定地价当然要极力提高，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为此，日本很是乱了一阵。但受损失的是地主而不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在满清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继位之君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重负。各地虽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间，‘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讲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层为什么比我们更能承担更重的税负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简单的说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赋税制度，即使重一些，民众尚可接受。有一个例子，当初，英国比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而法国在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英国的社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比法国稳定的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洪先生，您认为我们搞的新政运动会是什么结果？”
“很显然，清朝将走向离心分裂。”洪粤诚肯定地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埋下了后来军阀割据的祸根。随着镇压太平天国，朝廷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之称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随着中央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说到这里，洪粤诚意味深长地看了龙谦好一会儿，龙谦则面无表情。
“而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和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府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领导人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我的结论：靠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
“啊，真是痛快。先生可否给龙某一个面子？咱们搞点饭，秉烛夜谈，不宜快乎？”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好东西……”
“欧阳，你去搞点酒饭来。”龙谦下令道。
正文 第三十三节 洪粤诚（二）
欧阳中很快搞来一堆熟食，还有一罐米酒，许思将洪粤诚乱糟糟的桌子收拾了一下，用几张报纸垫着，将欧阳买来的熟食摆开，找了两个杯子洗净了，为龙、洪二人倒上了清亮的米酒。
洪粤诚肯定看出穿了男装的许思是女人了，但他没有吭气，而是继续着与龙谦的交谈。
“洪先生，咱们是不是一面喝酒一面聊？我可是有点饿了。”龙谦笑道。
“哈哈，我也是。那就不客气了。”洪粤诚伸手从烤鹅身上撕下一大块，“啊，好吃，好吃。正合我的胃口。”
“敬先生，为我们的第一次相识，为先生刚才的宏论。”龙谦举杯示意。
“龙将军治鲁，仿佛受了日本维新的影响。实业倒是末端，我更欣赏将军推行的乡村自治。”洪粤诚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广东人喝酒比起山东差的远，我其实很喜欢北方的烈酒。”
“一样。原来先生去过山东……我一向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方位的，但最关键是农村。农村极端封闭的经济、文化诸多问题不能真正解决，改革就不算成功。乡村自治其实不值一提，距离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将军过谦了。知道我最欣赏什么呢？就是乡村教育的普及，比起其他，这才是惠及后世的无上善政。如果山东的义务教育体系再完善一些，坚持个二十年，必收奇效。”
“是啊是啊，但教育不是能速成之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的近代化历程会艰难的多。”
“我有一问，想请将军为我释疑。”洪粤诚正色道。
“请讲。”
“将军以为，怎样才能超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洪粤诚悠悠道，“纵观吾国历史，总是乱了治，治了乱。何时能跳出这个圈子？”
龙谦暗暗吃了一惊，因为这个问题的难度相当高。他敢保证，当今一流的政治家并不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在我回答您的问题之前，先讲一个我在美国听到的笑话，”龙谦正色道，“三个不同职业的人在争论谁的职业更为古老。医生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但那时肯定没有地理学和政治学。地理学家说，不对。人类出现之前，大地一片混沌，地理学就诞生了。最后一个是政治家，幽幽问道，你们可知道，那片混沌是谁造成的吗？”
洪粤诚大笑，伴着剧烈的咳嗽。
“我国历史之长，足以傲视全球。历朝历代的君臣，无论贤愚，无不思考治乱循环的原因，寻找那长治久安的途径。但我又听了一个笑话，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引出的，说哥伦布遇到了三个问题，即‘出发不知道去哪儿？到了不知道在哪儿？回来后不知道去过哪儿。’”
洪粤诚又是一阵狂笑。这次连许思也忍不住了，憋得脸通红。
西风渐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作为山东大学的学生，许思当然知道。但欧阳中就不明所以。拼命忍住笑，许思低声向欧阳中解释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故事，联想到洪粤诚刚才的发问，欧阳中觉得一向严肃极少和部下开玩笑的司令官的回答确实有趣。
“这大概就是探究治乱循环的难处。就我国而言，因为自夏商以来便是地道的农耕社会。治乱的根本其实不在政治的清明与否，而在于人口的繁衍。生产力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进，这片土地承载的人口数量其实有限的。当超越了极限，动乱就发生了。当通过动乱，哦，一般是王朝更叠的战争，消耗了过剩的人口，缓解了土地兼并，乱就走向了治。其实就怎么简单。”
洪粤诚沉思着，龙谦将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口的膨胀，这种观点抛开了政治清明昏暗的老调，非常新颖，但不好评价正确与否。
“但方今世界，却有例外，比如你待过的美国，据说国力已稳居世界第一了。并没有发生我国的现象。”洪粤诚想了想说。其实他更想说英国，那是他待了三年半的地方，但考虑到龙谦的经历，拿出美国做比较。
“我刚才说的有个前提，农业社会。自三百年前英国掀起工业革命的浪潮，情势已经变了。通过工业革命，吸收了大量的剩余人口到城市，缓解了农业的压力。但是，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材料和市场的巨大需求，所以才有殖民浪潮的出现，所以才有自1840年起对中国的侵略，究其原因，都是因贸易而起。回到您刚才的话题，跳出治乱循环，必须颠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从农耕社会转到工业社会。由此必然带来政治结构的剧烈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