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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上学后，我不会砸沙袋，跳皮筋很臭，因为这些游戏都要有人来配合，我从来没有试过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跳皮筋和砸沙袋是分两派竞争的游戏，我不会，和谁做一家，谁就会输，谁也不愿和我做一家。爸爸忙着他的创作，妈妈忙着她的学生工作，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惟一会玩的是踢毽子，因为踢毽子只要一个人单练就可以了。
可是你相信吗，老师有时也搞不懂我，因为我经常给他们惹事。和男孩打架，逃学去抓蝌蚪，上数学课看小（小学的狗屁数学课本简直是弱智）。我事情不断却也从来没有想过停止生事。每每被父母捉回去教训一顿，我也无所谓。和父母的那层玻璃墙壁，越隔越厚。回家，真的越来越恐怖了。
那一阵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家”，那里面一家有几个小孩，爷爷带着他们幸福极了。而我们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普及，人一进了家门，就像进到了一个盒子里，一个字：闷。
我感到不能闲着，一闲下来，我就不得不思想，而思想是件痛苦的事，因为我有精神自由但没有行动自由。回到家里我就只能做作业，作业一定要在六点半之前做完，否则不准看六点半的鞠萍姐姐。晚饭后，再看一会电视，晚上九点半，我就得上床睡觉，躺到床上后，妈妈开始拉长音调数数，说你也不相信，妈妈数到十，我就睡着了。有时候，我咬着牙抗拒，心里对自己说：不睡，就不睡！就在自己的默默地念叨中我还是睡着了。
生活教会了我去思考，但思考却没有教会我怎样生活。
从小，我就没有和人群生活在一起，父母在我的身上投入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记忆中，我的全部星期天就是上舞蹈班、歌唱班、围棋班、绘画班，不管上哪个班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因此，我变得很“优秀”，引来很多羡慕的眼球。在大学附小，讲故事我拿了一等奖，照片贴在大学图书馆的阅报栏里；唱歌我拿了省政府奖；我画的画发表在小学生杂志上；省电视台和大学电视台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表演；1991年我在少年宫围棋队下棋，有一次聂卫平叔叔和王汝南叔叔来看望我们，我给他们献了花。后来，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聂卫平叔叔与小棋手下棋的照片，内中扎小辫的小女孩就是我。我优秀吧？可是我不快乐，尽管有许多家长都叫他的孩子向我学习。
其实，我只是个很平常的小女孩，我不会用“平庸”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我真的很平常。只因为别的父母没有像我的父母那样花那么多工夫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罢了。过去几年才出一个明星，现在一年出几百个明星。以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如今很难找到七个人不自认为是智者。在一个小学校里做一个小名人，真的令人汗颜，哪里还能沾沾自喜呢？
那时候我很羡慕身边的许多小孩，特别渴望做一个“坏”小孩。我不想过父母给我安排的生活，我想到大学的空旷的四百米大操场上去疯、去野，在草地上打滚。我看到捡垃圾的小孩一双小脚在沙子里踩来踩去，我也想这样做，那细溜溜的小沙子从指头缝里淌下来，一定舒服极了。
有一次我是穿着鞋袜进到沙堆里的，细密的沙子塞满了我的鞋腔，令我走起路来滑来滑去、脚步沉重快乐极了。不过，那天的结尾很不好，我被妈妈捉了回去，全身衣服鞋袜脱下来，妈妈洗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屁股还印上了妈妈的手印。我更不要穿着整齐的童装老老实实地坐在小板凳上做“看谁是个木头人”的游戏，我还想左手拿着冰棍、右手抓着甘蔗，左吮一下、右咬一下，汁水顺着小胳膊往下——嘀嗒嘀嗒。
有些东西看起来和说出来不一样，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又有距离。
陶渊明乌纱一掼，跑到终南山下采菊花，起码那一块地是他的，菊花有得采。现在是文明社会，那交通便达之处，人家要种菜种瓜；那无人去的地方成了自然保护区，是畜牲们的天下。稍不留意，重者住监轻者罚款。
所以想归想做归做，生在这个80年代，又被不容分说地定位为独生子女，心中有一百个不满，也只好放下一颗不平衡的心去接受现实。
三、最怕被他们干涉
从小到大，不管我做什么事，爸爸妈妈都会来过问，一定要我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并且要求我做得最好。比如参加讲故事比赛，我把故事背熟了上去说不就行了？可他们不，他们一遍一遍地让我在家练习，还做动作，尽管我每次都能得奖，可我不高兴，我有种被逼的感觉。
有一天区里的老师来学校选人参加歌唱比赛，他挑到了我。他说他要弄一个二重唱。告不告诉妈妈呢？我的围棋班还在上呢。那样会影响学习吧？
不告诉看来不行，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事她不管的，包括爸爸的创作计划，都要和她商量。回到家后我告诉妈妈了，奇怪的是她只是笑笑，然后让我好好干。我有一种厌恶的感觉，难道是她的意思？是她和老师串通好的？最讨厌最讨厌这样，哼，老师也虚伪，还装模作样找了好多小朋友来试音，还假装挑人，没劲。
那天下午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出来不是妈妈的主意，原来音乐老师和区里的那个负责人都不认识妈妈。好开心！
和我做搭配的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我唱高音她唱低音。她唱得很流畅，我急了，为什么我唱得没有她唱得好？唱得不好老师会不会不给我唱了？不过老师说我唱得有感觉，还很有灵气。
妈妈知道后又来插手了，不过，这一回我不是很反感。她从她的学生那里拿来的一些流行歌曲的磁带很给了我启发。妈妈总是有一群奇奇怪怪的很喜欢说话的学生，那些大学生就是与众不同，而读高中的松哥哥模样像个小痞子。
那时，我对大学生活充满了憧憬。我曾经想，将来等我到了大学，一定会比他们过得更精彩。现在，我的梦醒了，大学没什么神秘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上课上得我老是打瞌睡。开展的活动，也不如我妈妈的那些学生。妈妈他们一个系排“长征组歌”，各个声部都十分到位，也不降调，大型管弦乐队配合，架子鼓打起来振奋人心，那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演出啊。
父母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理性，时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做什么事都会从理论上认识它。
我记得，那天父母对流行歌曲的起源讨论了半天，流行歌曲为什么能流行，流行歌曲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他们说，改革开放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无病呻吟的歌也算是另一朵花吧。我在心里说，早些年你们的生活痛苦不堪时，还打肿脸充胖子地唱“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呢，现在孩子的生活真的幸福了，你们又说人家“无病呻吟”，那么虚伪。
对于唱歌，父母说：我们不反对，可以作为业余爱好，可是不能走这条唱歌的路，进了演艺圈就是进入了名利场，到时候会身不由己的。
在他们的眼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对于书读得不多的人，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人家。我们家几次搬家，书占了所搬东西的一半。每次在不得不舍弃一些书时，他们都心痛得要命，恐怕把我丢了，他们大概也没那么难过。
我承认我有时偏激，甚至还有点“另类”。难道他们当年就不“另类”吗？爸爸当年因“走白专道路”被挂牌子游街，1973年，妈妈因对一本“封、资、修”的书的“理解”，而被剥夺了一次读工农兵大学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是很“反动”了吧？而我们现在对先锋时尚的东西推崇，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错吧？能存在，能流行，就有它合理的部分。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做一个优秀的人（不是音乐）。我想，大概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被这样告诫过，如此下去，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思想什么时候才能开禁？我有时真的有点讨厌那些喜欢把一切的人和事往一个套子里面套的做法。这就是他们的初衷吗？爸爸的二胡拉得那么好，妈妈原来也在文艺宣传队，他们不都经过那个追求的年代吗？怎么过了这个时期，他们就板起脸来不准我这样，不准我那样了呢？
我那时尽管是个孩子，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对与错我也能分得清。所以，我讨厌随大流、讨厌干什么都一致，我也害怕在一致中被淹没。也许我想得真的太多了。
四、宁愿被她们拳打脚踢
我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读书家庭，刚搬来深圳时，对门住的是爸爸一个单位的人。他们看我们家整天静悄悄的，以为家里没有人，其实三个人都在看书、或者在电脑上。
第一部分第2节 我不快乐（2）
从小，我就有自己的书，一方面是订阅，一方面是定期购买。可是我特别喜欢看父母的书。看完了后就会自己造词、造句子。冬天妈妈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从阳台上抱回来，我就会学着书上说，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早晨太阳出来了，我不说“太阳出来了”，我会换另一种说法：“啊，一树的阳光”，弄得爸爸激动不已，说：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有“文学的思维”啦。
大了的我经常会伤感、会感到宿命的无奈。来深圳读初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的作文只得了4分（满分40），因为老师之间是交叉改卷子，不熟悉我的语文老师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词汇和联想，所以她判定，肯定是抄的！勉强给了4分，算你抄的功劳吧。
小学时，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在我的作文本上画圈圈。寄到少年杂志上的文章，编辑阿姨也说灵气扑鼻，我并不知道那就叫做“灵感”什么的。
于是便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定位：你的作文写得好，早晨的早读课由你来带读吧，于是，我每天早晨小大人似的走到讲台上带领同学们早读。
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又增加了一个S来带早读，因为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老师的本意是让我少点辛苦，让两个人一人一天轮着，不料却给我增添了无穷的烦恼。
许多年后，我看到报上有一首打油诗，正应了我当时的情景：“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人间官多不太平。”
早晨，我拿着书走上台去带大家早读，S也走上台，说：“我来带读。”
我大睁着眼睛说：“昨天你不是带读过了吗？”
S就气鼓鼓地走下台，嘴里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并且指责我有表现欲，引来底下同学的一片嘘声。
我以为S只是偶然的记错，接下来显然不是这么回事。我接连不断地和S在讲台上相遇，一回一回，我如同偷了东西被人拉到讲台上亮相一般。几回下来，我索性不再上台带读，我的潜台词就是：你爱干这个你就干，我不干总可以了吧？我才不愿意与人作这样无味的拉扯。
S显然不想放过我，她把自己扮成一只猫，而我是她爪子边的一只鼠。我还没过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