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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一听我有理想了，兴趣盎然地说：“什么理想，告诉妈妈！”
“我长大卖肉，不收你的票！”我把小手一挥。
我记得那天妈妈是真发火了，她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要卖肉？你将来去卖肉？你这小孩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对劳动人民的鄙视，在这之前，她总是教导我要尊重那些卖菜的、到家里来干活的钟点工，平时也鼓励我去和那些校工的子女交往，可是她却反对我做普通老百姓！那时我还太小，不理解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
而且中国的教育从来都是高标准：“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社会给我们设定的标准从来都是那么高，不是这个“家”就是那个“长”，要么就是当一个英雄。没有人跟我们说：“你将来可以卖菜”，“你将来可以卖肉”。在人们的意识里，那些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事，它不是理想，也没什么好歌颂好崇拜的。妈妈也是这个标准制定下的产物，她有那样的反应很正常。曾经在报纸上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一个家长指着一个卖肉的小贩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是干这个！”
关于卖肉的理想，我也没敢把它写到作文里去，尽管那段时间我确实是这么想来着。我想，我要是写出来的话还有可能挨语文老师的骂——国家培养你，难道是让你干这个的么？
现在回过头想想，这个理想还是很有意义的，尽管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伟大，但起码现在卖肉的能做到的事情，我却做不到：第一，本人喜欢睡懒觉，据说卖肉的小贩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要奔走于批发市场之间，早早地把肉贩到市场上，供人挑选。所以以我的作息时间是绝对不能从批发市场贩到肉的，那么生意也是绝对没得做的。第二，我一向惧怕血腥（虽然本人很喜欢看动作片和武侠小说），每次和妈妈到菜市场都离肉摊远远的，看见妈妈用手翻动那血红色的猪肉，之后她再拉我的手我都会拒绝，而且还要求她一定得洗干净手才能给我做饭，所以说我是没有能力去做肉贩的。这么多年后我才真正悟到，即使是做一名肉贩，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不后悔当年我没有把这个理想写进作文里，而且，为了弥补我的“过失”，特别虚伪地给自己虚构了一个科学家的理想，并且是在充分了解自己数学细胞严重不足对数学课痛恨得要命的情况下随大流，人云亦云，真是十分的没有个性。我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当年我就是为了讨老师和家长的好才那么写的。
其实，就是在今天，思想非常开放的今天，你也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写成“卖肉的”，人家同样会说：这人脑子进水了。这就是现实，中国的现实。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你做了也不要说。
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存在决定意识。我那时看着妈妈买肉那么艰难，就想着将来自己能卖肉，不收妈妈的票（这也算孝女吧？）。现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小孩子们直奔主题了。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要他奶奶给他买一架钢琴，他奶奶说，太贵了，我没那些钱。那小孩马上说，我知道哪里有钱。于是把他奶奶带到了一个柜员机旁，说，你把一个东西往里一塞，按几下，钱就出来了。他的理想就是将来发明一个机器，一按，钱“哗哗哗”地往外淌。
二、唱歌的理想被封杀
写完《我的理想》这篇作文后，我就开始严重偏科了。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特别不喜欢数学，这不仅仅是数字枯燥的问题，有的时候面对莫名其妙的题目问法总会伤透脑筋，特别是怕碰到一些题目像“工厂生产大滚轴一圈带小滚轴两圈”的题目，我连机器构造都弄不清楚更别说解题了，光是想象这两个滚轴是怎么连到一块的就够我想一阵的，也不知道滚轴长得是圆是方，小孩子真的挺难对付那些题目啊。比起现在数学题出什么卖可乐赚利润，如今的题目可是亲切多了。
还回到偏科上，当然，偏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参加的活动太多，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学校合唱队担任领唱，后来给区里的老师选中和另外一个小学的五年级学生在一块排二重唱，先是在区里比，然后市里比，最后全省比赛，着实折腾了一阵子，每天都练得说不出来话了才能回家。剩下那点力气还得留着做作业，当然是先做自己喜欢做的作业再做不喜欢做的了。于是语文科目就越来越喜欢，数学科目就越来越憎恶。遇到语文作业是写作文，那就高兴疯了，从来不愁没有词儿写——因为从来就没有抱定一个忠诚的写作态度去对待它。自从经历了“我的理想”这个题目后，我也好像悟到一些道理，虽然不是那么透彻，但始终没有跟它较过真，学会了说一些好听话是很自然的。至于到底是善意的虚伪还是迫不得已的虚伪，已经没法去计较了。而我的当科学家的理想早就已经完全是泡沫了，看来，不是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是绝对不能称其作“理想”的。
跟着下来，思维里边关于“长大了想干什么”又开始有了变化。我一直以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是一件能够让人感到特别愉快特别充实的事情。既然“卖肉卖菜”不算理想，那么，我很快就有了第二个非常令人愉快的理想——做歌唱家（那时我认为我是能胜任的），最好像费翔或者像齐秦，稍微差一点像苏芮也凑合。毕竟那个时候唱歌是自己的强项，自己也喜欢唱歌，而且在小范围内还是没什么同龄人能跟自己比的。
可是我的理想又一次受到阻截——妈妈很严肃地告诉我，喜欢文艺跟搞文艺完全是两码事，唱歌可以当作是业余爱好，但绝对不能成为终身职业。
说实话那时候我心里是挺不服气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倒不是认为自己现在还能做歌星或者歌唱家，而是不喜欢人们对于演艺界人士的那个态度。那个时候不是我妈一个人说这句话，但凡知道我唱歌有那么一点点出息的人都跟我唠叨这句话，生怕我做歌星梦把前途都耽误了，到头来得不偿失。
父母说起来也都是文学艺术界人士，一个在大学里边教书还写小说，另外一个从事戏剧创作，在他们的眼里，艺术不知道有多高尚，而唱歌的（除了正宗学院派）唱戏的都是卖艺的。再加上那时我们的家乡还鲜见什么出人头地的人，有几个稍微有点名气的又绯闻不断，所以从事演艺圈这个梦就越发显得渺茫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了崔健写的一本书，给我感触很深，他写道：“所以这艺术从小就是让人看不起，看不起从事艺术的人，看不起对你身心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这么一个行业，不相信能够在玩中找到一种严肃的创造，不相信人需要这个，只相信好好地学习，拼命地学习。”我觉得崔健讲得没错，没有被艺术熏陶过，没有为艺术努力过的人，很难理解艺术是怎么一回事。世上很多人都以为只有正而八经地学习书本知识才能领会人生道理，而我总以为“行万里路”要比“读万卷书”来得深刻清楚，也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关于这句话，在后面我还要讲）。
当时和我搭档的是一个比我高几个年级的大姐姐，音域比我广，音色比我厚，歌唱技巧也比我棒，她曾经上了两年的专业声乐培训课，各方面都在我之上。而我呢，与声乐这方面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不知道怎么处理呼吸，也不知道怎么正确发音，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觉得唱得好听就这么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经过几次训练后，陪同大姐姐一起练习的她的家长就说我，这个小女孩子，什么都不懂，到底能不能把歌唱好啊，她那是怕我影响了她的孩子的正常发挥。结果负责训练的老师却说，这小女孩的感觉特别好。我对老师的那句话一直记忆犹新，从此就更加用心地去唱歌。唱到后来，自己也逐渐发现，原来什么事都可以是触类旁通的，一旦用了“心”去理解，用了“心”去体会，都是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的。尽管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歌曲所需要的轻重缓急，一些呼吸方面的问题马上就随着感情抒发而迎刃而解了，偶尔碰到高音，也可以很轻松地一笔带过，不留下一丝痕迹。老师也夸我的感觉越来越对，唱歌技巧越来越好。就这样，我们的二重唱顺利地取得区一等奖，市一等奖，最后打入全省，拿了新苗奖。
事后回忆，其实真正带给我这种克服“困难”的心态的东西是艺术感受，自己凭感觉摸索出来的属于自己的呼吸方法，就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这些，我不是靠书本而得到的，而是在艺术的熏陶下自己感受到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很多家长过多强调要学好书本知识，而不太理会对小孩子的其他方面的培养，也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素质培养，其实是教育的一个漏洞。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学校里不知道有多少小孩子从小就受过正儿八经的声乐学习，有的是唱歌，有的是乐器，有的人在市少年宫一呆就是好多年，可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幸运地被老师选中，这也是一个异数。也许，就是因为他们的一板一眼或程式化的东西让他们落选？看来素质教育不是说教小孩子一些技巧，而是引导小孩子在书本知识之外的兴趣。
以后，自己对一些事情有了更加坚定的看法，那就是，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首先自己要热爱它，如果将来自己要从事一个职业，那么一定要是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精神上需要的，愿意的，和喜爱的，否则千万不要去碰。
第二部分第5节 长大想干什么（2）
三、塞给我的理想我不要
自从爸爸知道我有“文学思维”后，有一度，爸爸天天念叨着要我跟他学写戏，这是他给我设定的第一个理想。我呢，也确实喜欢他手头的那些戏剧刊物，家里所有的戏剧刊物我都一一拜读。
可是，让我对写戏产生恐惧的也是爸爸。好多次，他辛辛苦苦写好的剧本，被拿去提意见。爸爸像个孙子似的拿个小本子，记那些文化官员们的意见，今天你一条，明天他一条，于是爸爸就翻来覆去地改，有的时候官员们之间提的意见都相左，有时候今天和明天提的都不一样，爸爸还是在改。为了一个戏能上演，爸爸改啊改啊，磨一两年，一直改到各方面都满意了，才算作罢。1993年，爸爸九易其稿的京剧《程长庚》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的奖金发下来，人人有份，分到爸爸的手上是200元。爸爸把钱拿回来时，妈妈说：“别拿回来了，都知道你得奖了，你把这个钱买糖果给大伙儿吃吧。”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此以后，爸爸一说让我跟他学写戏，我就说：“不干，不干，打死我也不干！”尽管来深圳后，爸爸又获得了好多次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其他国家奖，创作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但我仍然说：“不干，就是不干！”
虽然我拒绝爸爸，但我也渐渐发现，写作对我来说真不是一件难事。我写的作文，开始被老师认可，并且时不时拿上去朗读。
我比较在意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堆砌一些华丽辞藻，事实上我也不太喜欢过分完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