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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每卷五张。”
一直耗到中午，新闻部的一位官员才将我和开罗电视台驻利比亚的记者塞进一辆旧奔驰，直驶一个不知名的自由市场。这个市场足有一个足球场大，摊上摆着菜花、生菜、洋葱、土豆、西红柿和比拳头还大的大蒜头等蔬菜。由于货多人少，商品显得格外丰富。我对站在身旁的陪同说：“封锁没给利比亚人民造成困难。”他挺胸点头连称：“正是”。这时，一个老头子风风火火地扑过来：“中国人，中国衬衫好，洗完了没褶子。”边说边伸出利比亚传统马甲下的白的确良衬衣底边让我摸。引得一帮外国记者围着我看热闹，其中一个小胡子喊我“新华”，我见他眼熟，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那儿见过他。可这家伙还让我使劲想，直到我痛苦了半天，仍毫无希望才一语道破：“在巴格达，你用过我的底片传真机。”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法新社的摄影记者拉比。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曾一起采访过伊拉克政府军镇压库尔德叛乱，想不到今天在利比亚又久别重逢。
拉比的热情丝毫不减当年，拉拉扯扯地把我引荐给美联社摄影记者尤瑟夫，还有我早上刚认识的路透社的哈米。
男人们聚在一起，其破坏力量按几何级数增长。以追逐热点新闻为生命、频频与死神接吻的摄影记者尤好争强斗狠。
当下众人起着哄要求多拍些地方，法新社拉比被推举为代表去与利比亚人交涉，但任凭他巧舌如簧，还是毫无结果。
我预料这帮好汉们已经黔驴技穷，于是独自返回中国大使馆另辟蹊径。司机王小立见我空手而归、神色黯然，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各国使馆送文件，说不定能“逮”个一张半张的，我想也没想就跟他上了车。
我们直奔俄罗斯使馆，三辆被砸毁的外交车还歪在俄罗斯使馆门前，这是10天前抗议俄国支持空中封锁利比亚的人们的“杰作”。我隔着车窗哆哆嗦嗦地连按两张，王小立瞥了神色慌张的我一眼，壮着胆说：“没事儿。”
我们径直开进委内瑞拉使馆院内，一群荷枪实弹的保安人员立即将我们的大奔驰围在核心，吓得我赶忙把相机夹在膝盖底下。10天前，当安理会通过空中封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时，委内瑞拉碰巧是本届安理会主席，由此激怒了一批利比亚人，他们一把火烧了委内瑞拉使馆。
离开委内瑞拉使馆，眼前是雄伟的老王宫，我忍不住对准老王宫拍了一张，相机还没放下来，斜刺里冲出一辆奔驰280，一下子把我们的车别到路边，车里跳出两个穿军便装的大汉直扑我们的车。我挺紧张，准备随时交出相机，可王小立让我别动。只见他隔着车窗朝外面打手势，急得外面的军人犹如鱼缸外面的猫，围着我们连连打转，直到记下汽车的牌号，才说了声“OK”放我们走。
到孟加拉使馆送完文件，我们打算去买些点心，正撞上使馆会计开着小丰田迎面而来，他隔着马路朝我们大喊：“唐老鸭，你跪那里去了？快去机场，卡扎菲等着见你！大使都快急死了！”
“卡扎菲的专机在等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王小立已经一打方向盘跃上了公路。我将信将疑的问：“卡扎菲上校会见我？卡扎菲上校？”王小立斩钉截铁：“大使还能涮你！”大奔驰闪烁着双蹦灯以170公里的时速冲出的黎波里，加大油门的啸音如同F14战斗机的火箭助推器一般轰鸣。我说：“哥们，我身上的胶卷全是五张一卷的，能不能回家取俩胶卷？”
冲进静悄悄的机场大门，穿过空荡荡的停车场。守候在贵宾室门口的几位利比亚官员正向我们招手：“是中国使馆的吗？”我来不及回答，抱着摄影包紧跟着他们冲进贵宾室。王大使一把抓住我：“鸭子可来了，我总不能老扣着专机不让飞呀！”一架苏制安一24马达轰鸣着停在空荡荡的停机坪上，这就是卡扎菲的座机。我们六人依次登上专机，想不到飞机上已有两位姑娘，一位金发碧眼，一位卷发黑皮肤。
坐在我对面的黑人姑娘一言不发，托腮的右手虎口有一块铜钱大的刀疤，她身着紫色连衣裙，脚登坡跟黑皮鞋，不论问什么，只是报之以训练有素的友好笑颜。我让小拱用阿文问她能否拍照，她说“听真主的”，小拱解释说这等于婉言拒绝，并让我把相机装回包里，堆在行李上，因为这漂亮的黑姑娘“神情紧张”。我几次试探着将手伸向相机，但可恨的润哥不停地捏我胳膊，让我别因小失大。
我转而琢磨起那位白皮肤姑娘。从我的位置侧角度看过去，是一张标准的雅典美女的剪影。隆准、卷而奇长的睫毛、灰蓝色的大眼睛，眼窝深陷弄不清有多少双眼皮，皓齿如编贝，白天鹅般长脖子上挂着条精细的项链。一身退色的蓝月（B1ueMoon）牌牛仔装，纤细的小手轻巧地搭在我面前的扶手上。秀发四处飘洒，几乎打到我脸上，清香四溢。我上前“套磁”，她自称叫“佳米拉·穆罕默德”，是的黎波里大学地理系的硕士生，对农业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追根寻源问我中国三北防护林的长度、宽度，是复合林还是单一树种、是针叶还是阔叶、是灌木还是乔木……可望着她那紧绷绷、满是腱子肉的小腿，我怎么也不信她是个女学生。我用右肘捣了一下润哥：“我敢打赌，她准是个女保缥。”说得他将信将疑。聊起1986年4月15日美国借口西柏林夜总会爆炸案轰炸利比亚、可事后调查此事与利比亚无关时，佳米拉拍案而起：“41个利比亚人白死了，美国凭什么？”话题又扯回农业：“我们渴望中国的农业技术，中国蔬菜在这儿长得特别好。”我问佳米拉：“你不想去美国学农业吗？”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美国把我的同学全赶回来了，英国也不会给签证，说我们全是恐怖分子！”我们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去中国留学？”佳米拉两手一拍：“空中封
锁，我去不了呀！”我打开笔记本，打算记下这段有趣的对话，可利比亚礼宾官示意我收起纸笔。
下午1点25分，我们的总统专机经过一小时的飞行，缓缓降落在班加西机场。30年前，这里曾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海空基地，可现在的机场静悄悄，唯有我们的小飞机蜻蜓般地滑跑。机场尽头树丛中，恍惚可见涂有沙漠迷彩的米格23和苏一22雄赳赳地仰望长空。我们的总统专机在一个小车队前停稳，三辆奔驰300SEL和两辆面包车早已守候在这里。我们六人分乘三辆大奔驰浩浩荡荡冲出机场，以140公里的时速飞奔，我低头看了眼手表又抬头看了看太阳，我们正朝西南方向急驶。
我们被送进一座名叫Aozou的五星级饭店住下，大堂内出售的竟有福建出的“福达”彩卷。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浴室自来水龙头，意外地发现这里的水竟然不咸，美得我扒光服痛快地洗了个澡。在此之前，我的头发被的黎波里的咸水洗得根根直立，一舔上嘴唇犹如舔老咸菜一般。可是没等我洗完，屋里的电话就响了：“你好，马上到楼下集合。”
卡扎菲对我说：“你能卖100万。”
大奔驰驶出Aozou旅馆呼啸而去，根据太阳方向我们正驶向东北，我见润哥紧张地抓住汽车扶手、青筋暴露，我自己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15分钟后，我们驶过一座竖有“移止通行”标志的大木桥，在一堵绿墙外停下。从我们的开道车上走下一个官员，与大墙下的门卫嘀咕了有两分钟，我们的汽车才缓缓驶人，沿简易沙漠公路缓缓而行，一扫刚才横冲直撞的雄风。四野是狂风劲草，大有藏龙卧虎之势。
草丛中有“丰田巡洋舰”“尼桑巡逻兵”“三菱大山猫”各色吉普，许多戴牛仔帽、提AK一M步枪的身影闪烁其间。再向前是一辆奔驰牌8吨油罐车、双联23毫米高炮和土黄色炮衣掩盖着的防空武器。我们奉命停车，等候警卫人员用步话机通知下一站，讨论是否放行。大约又折腾了半个钟头，我们终于来到一块阳光灿烂的开阔地，两辆长40米、载重50吨的巨型奔驰牌移动房屋拖车停在草丛中，附近是成群的绵羊和深棕色的骆驼。我早就听说卡扎菲到南斯拉夫参加不结盟会议时就带了一大群骆驼，因为每天他都得喝骆驼奶。青出于蓝，卡扎菲上校的儿子赛福·伊斯拉姆去奥地利留学随身带着佛利德、巴尔尼两只老虎。我们走出汽车，跟着持枪警卫趟着没脚面的枯草往前走，路尽头有一个风向标，脚下显然是一条轻型飞机跑道。
我们三个记者被引进一座四面镶有铝合金门窗的小屋休息，真想不到在烈日炎炎的利比亚大沙漠中竟能喝上美帝生产的冰镇百事可乐。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吃了一碗稀粥和两个“袖珍馒头”，此时饿得我恨不能挤进骆驼群中吃草。
下午4点整，我们穿过羊群，被引进一座开口向东的大帐篷，我一眼就看见了坐北朝南坐在大皮沙发上的“九·一”革命领袖卡扎菲上校。50年前的1942年，卡扎菲出生在利比亚费赞省锡尔特地区一个卡达发族人家，21岁进班加西军事学院，25岁留学英国学习军事，27岁组建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中提出了所谓的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第三理论”，并以此为论据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由于出身游牧民族，他主张没有等级的部落社会自然公平。喜欢住在帐篷里远离豪华住宅，喜欢骑骆驼。他推行部落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混合物，禁止饮酒和过分娱乐。现在，由于他拒绝交出1988年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的泛美航空公司疑犯而与世隔绝。在我眼中卡扎菲是力主阿拉伯团结的有远见的政治家，革命英雄、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家。可在西方眼中，他是无恶不作的恐怖之首。我在电视上多少次看见过他的姿容，可眼前却是近在咫尺。
卡扎菲上校静坐在棕色大皮沙发里，两肘支在一张两米长、一米宽的白漆木桌上，正在认真地看文件，鼻尖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罗登斯德花镜，这位戏剧性的领导人一扫军人作风，变成了戴眼镜的学者，令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我正想冲上去拍照，一只大手猛抓住我的右肩，一位便装男子附在我耳边低语道：“你只许拍五张。另外，不许拍帐篷以外的事物，更不许拍上校周围的人。”我这时才注意到卡扎菲两米远处一位老头正在用木炭煮红茶。再过去是位至少有1米90高高的彪形大汉，登伞兵靴，穿皮茄克，浓眉大眼，头上缠着贝都因人的包头。令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马超、马岱。
人们很难说卡扎菲在想什么，更无法预测他下一步将做什么。在短短几分钟里，他时而面无表情凝视远方，时而仰天大笑或勃然大怒声讨美帝暴行。我毕恭毕敬地走上前、像在可可西里拍野牛那样单膝点地，以避免因过分紧张而造成的抖动。看到我聚焦，像所有上惯了镜头的大人物一样，卡扎菲欠起身子披正了镶金边的阿拉伯长袍，用力吸了一口气，这一吸仿佛将帐篷中的氧气吸了个一干二净。
他见我只拍了两三张就停了下来，就再次整理衣服，见我仍不动，就用缓慢的英语朝我问：“Any Problem（有麻烦）？”他那里知道他手下的人给我的命令是“只准拍五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