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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台海风云-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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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1)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把话说到家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 
  早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初期,蒋介石就把李宗仁、白崇禧的46军由海南岛调至青岛待命。随后该军调至淄博,在李仙洲的统一指挥下向我鲁中解放区进攻。该军军长韩练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高级将领,当时为蒋介石所赏识,亦为李、白所接受,实际上是代表李宗仁、自崇禧利益的人物。该部队从进攻解放区开始就惧怕被我军消灭,极力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一直不满,但对我了解不够,有一定戒心。杨斯德根据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及时向我方提供情报,作战中尽量迟滞、约束敌军的行动,干扰敌作战计划的实施,在我军包围了敌军后;促使韩练成放弃指挥,造成敌军大乱,策应我军彻底消灭敌人,取得莱芜战役大捷。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举行著名的淮海战役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这一战役中,我军共歼敌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为了夺取这一大决战的胜利;要求争取驻守在运河一线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原西北军冯治安部两个军起义。为此;华东军区领导派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深入该部;以国民党少将高参的名义做掩护;协助爱国将领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策动该部的起义工作。在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 杨斯德在该部长期建立的工作关系和地下党员经过周密的部署;积极开展活动;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按照华野首长的意和规定的时间胜利地举行起义。 
  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国民党第3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该部1个军部3个半师共2。3万余人于徐州东北贾汪地区起义,让出了运河防守阵地,使我军得以迅速穿过该部防区,直下徐州以东包围黄伯韬兵团,切断正在西撤中的黄伯韬兵团与徐州之敌的联系,继而包围并歼灭了该兵团,顺利实现了我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企图。这次起义的成功,是我党对该部长期工作的结果,是华野领导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在强大的军事形势配合下,依靠政治争取取得的胜利,它对赢得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曾在致该部的贺电中称这次起义“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说它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杨斯德一行于5月14日离京,15日上午抵达香港,旋即同先期抵港的张瑞普同志(中国民航香港公司经理)一道,向港澳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同时迅速了解并掌握已得到的情况和反映,初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当晚,参加会谈的中国民航另两名代表卢瑞龄、刘远落同志也赶到香港。 
  对于这次谈判的详细情况,杨斯德说: 
  鉴于台方迟迟不予答复,我们遂于15日下午,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明我方代表已抵港,随时准备与华航会晤,现正等待台方正式答复。   
  “不让第三者插手”(2)   
  15日下午,姚刚再次以私人身份向我方传话,台湾方面同意会谈,不再通过电报或文件正式答复,并称华航有给“国泰”的委托信。为慎重起见,我方要了委托信复印件,让姚刚转告华航可以着手商谈,并提出会谈前,双方进行一次非正式接触的建议,被台方婉拒。相反,他们提出,会谈时可否让“国泰”派1人参加旁听,作为公证人。另外,请1名香港律师到场。这两项建议均被我方以不要第三者参与之理由拒绝,只答应会谈前可由“国泰”1名先生引见一下。 
  在会谈时间问题上,台方一度有意放风,说我方准备不足,欲拖延至19日开始。我们按照中央部署,认为我方代表已先期抵港,并且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拖延时间反而不利,遂断然决定17日为谈判日,迫台方接受。 
  至于会谈地点,台方建议在太古大厦举行。我们认为该地点第三者背景太浓,后协商改为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谈判双方各派3名代表、1名记录。双方同意对会谈地点保密。 
  5月16日,我们做了一天的准备工作:向中央发请示电;汇报会谈时间、地点的安排;台方的动态及可预见性情况;我拟采取的对策等等。并草拟了会谈交接书,请示批复。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定下我方的发言基调,由张瑞普同志进行试谈。 
  5月17日上午9时52分,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国泰”公司董事蔡仁志先生介绍了双方,双方握手致意,谦让着进入会场。会谈开始前,围绕蔡先生该不该留在会谈现场引起争议。台方认为,蔡先生是中国人,可以私人身份参加,对外可保密。我们则坚持不让第三者介入的立场,表示引到为止,会谈不要参加。蔡先生本人也表示充分理解,遂退出会场。 
  会谈正式开始。台方首席代表钟赞荣(华航驻香港分公司经理)抢先发言,称已接到我方11日的电报,并读了全文。同时,再次问我方,是否如电文所说的纯业务商谈。在得到我方肯定答复后,钟表示,大的原则他们都同意。 
  我方张瑞普重申了我们的态度。随后双方就人、机、货的交接地点、时间和方式进行讨论。我们提出交接在北京或广州,安全和技术保障都没有问题。台方表示广州可以,但要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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