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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wén rén shū wū¨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买人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是挺红火，但开了就赔，光招待自己人了。想卖文，武汉这个地方媒体不发达，常年开办的只有两家报纸，稿费甚低，每千字才五百文铜钱，一块大洋都不到，而且标点符号还不算，自己靠写稿糊口都难。还有人提议说，周边的山里有绿毛龟，挺值钱的，可以上山抓龟。但这些人不是山里人，哪里找得到这样名贵的乌龟。那时候，开报馆也算一个可以生财的路，革命党人有稍微有钱的，破家办了两份报纸，一个办着办着活不下去了，一个《大江报》倒是颇有声势，可是詹大悲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太猛，立马给清政府封了门。湖南人焦达峰是个能干的家伙，正在没办法的时候，他的一个相识的同乡，弄了一些布到汉口来卖。焦达峰动三寸舌，将之说动入了伙，于是就靠卖布所得，维持革命。可惜，布总有卖完之一日，钱还是紧。
没办法，穷极无赖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开始发挥创意。有人说起，武穴附近三角山下，有座庙，传说庙里有个金子的佛像。大家很兴奋——把佛像偷出来卖了，不就解决问题了。于是，一干革命党人，居正、焦达峰、邓玉麟等人，立即出发，到了武穴，找到了那座庙，白天假作上香，打探明白，那庙里是有尊给了钱才肯露面的欢喜佛。看着和尚神神秘秘的，他们认定，肯定是尊金佛。于是，先花钱探明了放置地点，然后精心布置，带上家伙，晚上动手，几个大汉挖开了庙墙，偷出来佛像，抬着走了半夜，才发现原来佛像是铜的，卖不了几个钱。事发，四乡乡民皆知金佛被盗，激起民愤，到处追捕，众革命党只好丢了假金佛，赶紧逃命。
偷菩萨没弄到钱，只能在自己人身上挖潜力。正巧有位新加入的同志邹永成家里有钱，于是就让他出血。可是，邹家的财政大权，掌握在他婶子的手里，他要用钱，只能问婶子要。由于要得太多，太勤，他婶子已经拒绝付款，因为老太太的手边也没什么现钱了。邹永成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可以打主意的，只剩下老太太的首饰，估计连金带银有好几斤。要或者借，肯定没门，只能偷。焦达峰出主意，弄点麻醉剂，偷着给邹的婶子食物里下上，然后下手。邹永成照办，婶子果然呼呼大睡，可是，待到邹永成潜入婶子的卧室，将要下手的时候，他婶子却居然醒了，出现在他的身后，精神百倍地骂了邹永成一顿。邹只好跟前来接应的同志，灰头土脸地溜了出去。后来当了湖南都督的焦达峰还仰天长叹：莫非天不欲使我辈成事乎？为什么麻醉剂失灵？不知道。也许老太太知机得早，看出了名堂，根本就没吃。
正在湖北的革命党人闹穷闹到无可奈何之时，共进会的刘公从日本回国了。刘公的家族是襄阳巨富，比邹永成家还要有钱。有钱的刘大少，原本家里让他留学，就是图个出息，他也不像众多革命党人一样只是在日本混学，而是进了明治大学学经济。这回回来，虽然没有拿到学位，却谎称要进京参加留学生考试，拿个功名。当时，清廷举行留学生考试，分别给予举人、进士头衔。如果考不上，就顺便捐一个道台。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银子。他们家也真不含糊，真就给了五千两银子的银票。革命党人听说，人人眼睛都亮了。大家想了很多招儿，怎么劝刘公出血，连美人计都想了。给刘公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革命党人，这女革命党，还真就看上了刘公了。其实不用这么费事，美人还没张口，刘公很爽快地把钱拿了出来。大家可怜他，没有全拿走，只兑了五千元大洋（五千两银子不止兑五千元）。有了这一大笔银票，武汉的革命党人，一下子就脱贫了。
这时候，已经到了1911年，这一年，注定要出大事。革命党人有了钱，派人到上海购买手枪，在汉口租界，租下密室，试制炸弹，连起义的大印和旗帜都准备好了。没想到，试制炸弹不慎，炸伤了自己，暴露了据点。这些人也真的没用，逃走的时候，钱不拿也罢，大印和旗帜不拿也罢，连花名册也不销毁或者带走。结果一干好汉被捉的被捉，逃走的逃走。眼见得一场起义就要流产，没想到，革命党人据点被暴露后，一个传说居然让一个必败之局翻盘，这个传说是，革命党的花名册落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手里，这个满人总督打算按图索骥。于是，当天夜里，群龙无首的新军革命党人，加上接近过革命党人的新军士兵，一哄而起。武昌首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革命党人筹的钱，买的东西，除了少量的子弹外，一毫都没用上。
【革命暴力催租税】
秦汉以来，有政权，就有租税。租是给田主的，税是给政府的。革命前，江南地区由于城居田主比较多，因此很多田主把收租的事务委托给专业的“局”来做。专业人士催租，自然力度比田主大，有时候也会借助官府的力量来吓唬人，但是，真正动真家伙的时候，非常少。至于皇粮国税，地方官征收之际，对于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也会派衙役把他们抓来，关在班房里“比较”（一种准暴力的催税办法，所谓三日为一比，五日为一较），但真正动武，也谈不上。除非碰上某个地区集体抗粮抗税，才会申请镇压。但是到了这个地步，等于民变了，镇压是由军队来干的，不过这种事，出现的几率并不高。
辛亥革命是城里人的事，一般的内地农村人对于革命基本上不明里就，稀里糊涂，当然也不关心，除非革命找到自己的头上，比如被拉了伕，给剪了辫子。但是，这么大的事，乡村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