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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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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民主素质高,而是大家不大明白。

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一共八百多议员,人称八百罗汉。1913年4月8日国会开幕,据说,开幕式上,最扎眼的人不是总统,更不是议员,而是指挥军乐队的汉子,太有精神了,个子高,底气足,而且服色鲜明。八百罗汉开宗明义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定薪酬。还别说,还真有人提议要少点,说是国家财政困难,议员要以身作则。当然,少也不会少到哪里去,每年二、三千元,每月两百元左右,已经相当于政府荐任级官员或者大学教授的工资了。但是,有人不同意,主张“高薪养廉”,岁费五千大洋。结果一投票,五千元的方案被通过——即使是议员,谁会嫌钱少呢?这么一来,国会议员,就跟政府简任官员一样了,也就是说,议员的薪水,相当于中央政府各部的次长。那年月,中央政府仅仅九个部,每个部只有一个次长。那时候物价低,每月八元,可以养五六口之家,一千元可以买套四合院。议员每年五千元的薪水,绝对成了京城顶尖的高薪阶层。加上刚进京时,议员多半未带家眷,于是,两院议员,就成了八大胡同的常客。按当时的说法,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最多,两院就是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无论师生,都特有钱。教授自不消说,薪水高,而当年的学生,多半是进士出身的老爷,家里有钱。由于议员高薪,因此,少数能由政府控制的议员名额,比如蒙古的参议员,就成了袁世凯赏人的礼品。曹汝霖进入民国之后,一时没进政府,袁世凯就赏给他一个蒙古议员头衔。不过,做国会的八百罗汉,也不是没有一点风险。按道理,国会议员不经国会同意,是不能逮捕的,但民初的国会议员,经常会被京师军法处捉去,国会抗议,再放出来,然后有事再捉。

腰包鼓的议员们,议政水平却不怎么样。一言不合,动辄墨盒乱飞,甚至扭在一起,国会工作人员后来干脆把墨盒嵌死在桌子里。议员在会上对政府施政,多方挑剔,每逢会期,总是剑拔弩张,怎么也说不到一起,所有的事都只能私下幕后协调。在名列国会议员的老同盟会员景梅九眼里,国会全是一种无聊的喜剧,“有的充民党,有的充政府党,你争我辩,甲是乙非,全非关要旨。”反过来,政府方面,也不知道怎么应付议会。一次兼任总理的外交部长陆徵祥到议会宣讲施政方案,陆氏上台,即大讲外交礼仪,说俄国沙皇怎样重视礼仪,连菜单都特讲究云云。结果被议员打断,要求他进入正题,可是陆代总理却还是不紧不慢地东拉西扯,最后议会乱成一锅粥,最后议员也没弄明白施政方案是怎么回事。袁世凯上台不久,即跟西方借了一大笔钱,人称“善后大借款”。按理应该事先通过议会审议,可是袁世凯却先行签字,就算完事。议会提出质问,袁遂派当时代理总理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国会答复。无论国民党的议员怎样叫骂,段祺瑞只有一句话:现将借款案送交国会,请求追认。最后,这个大借款,居然经过私下协商,参众两院,也通过了。因为如果不通过,势必要弹劾总统,议员们前思后想,没这个胆量。

大借款是用来袁世凯对南方国民党势力动武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小小的零头,给了议员做岁费。袁世凯剪除了南方的国民党,逼得孙中山和黄兴流亡,但国民党的首领逃亡了,国会里大部分的国民党议员,居然没有走,他们不想走,袁世凯也不希望他们走,因为他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自家总统的帽子,还是临时的。按规矩,选正式总统,须是议定宪法之后。宪法草案还没有拟出,总统怎么可以先选?然而袁世凯等不及了,先逼着国会修改程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然后逼国会马上举行总统选举,把袁世凯临时大总统的帽子换成正式的。选举前,其实多数议员是打算屈服的,如果袁世凯以礼相待,当选料无问题。可是袁世凯偏偏不放心,或者说他的儿子大公子袁克定不放心,派了军警化装的公民团把国会团团围住,宣称如果议员不把他们认可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让他们出来,连口水都不给喝。议员们忍饥挨饿,一整天汤水未进,到了半夜,总算把袁大总统给选了出来。一转身,袁世凯就卸磨杀驴,下令收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将他们赶出北京。没了国民党议员,国会达不到法定人数,从此就安歇了。醉心议会政治的进步党诸公,此时才恍然大悟,但已经晚了。议会再次开会,得等到三年以后,袁世凯死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国家四分五裂,国会早就变味了。

【小镇议会:一次地方政权的小范围选举】

辛亥革命各地独立,或者光复,成立的新政权,无论大小,基本上不是暴力夺权,就是士绅推举,绝少有投票产生的——战争期间,有谁会想到投票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江苏如皋掘港镇还真就有那么一次投票,只是投票不是选政府负责人,而是否定“上面”派来的人。在当时的情形下,否定了上面来的人,也就等于选了自己人。

掘港现在属于如东县,在当年则属于如皋,但这个镇相当富庶,有若干大型盐场,农渔和商业都很发达,所以县署设官分治,有专门管理盐业的场司,管理行政的主薄和驻军首领都司,人称掘港三堂官,等于自成系统。掘港虽然属于如皋,但由于商业上的关系,跟南通反而更加密切。当年,由于张謇的缘故,南通当时是长江三角洲江北一带的中心,周围的几个县都仰南通的马首是瞻。掘港属于如皋,但总是跟南通勾勾搭搭,如皋也没办法。所以,革命一起,当地学生和乡绅,不去如皋,反而去已经宣布光复的南通,要求派人接管。原来的三堂官,也有两个,主薄和都司,都跑到了南通,好像南通是所有人的主心骨似的。

扩张势力范围,是各个独立后大小政府的本能。掘港这样的一个商埠主动投怀送抱,南通断无拒绝的道理。所以,不久南通方面派了两个人回来,说是派,其实就是去南通的主薄和都司回来了。但回来后的两人,都有了新身份,一个是民政长,一个是军政长。有了这两个新身份,前主薄和都司,就赫然召集当地绅商开会,要宣布光复了。

可是,当地的绅商中间,却有人别有想法。严格地说,是若干有举人功名的人,想自己来干。于是,会上就发生了分歧,多数商人不想多事,同意原来的堂官接任下去,从而顺理成章地接受南通的统治,加强跟南通的关系。但是,举人们不肯,举人是读书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声音大。面对反对声音,主薄不必说,一个外地人,无权无勇,不好说什么,都司虽系武职,但手下几个绿营士兵早已走散,少量的驻防缉私营已经离开,说话也没底气。会上一吵架,争执不下,有人出来劝两位前堂官先离场,让绅商好好商量。可是,一旦两人离开,局面马上为之一变,由于不用顾及两人的面子,反对的声音愈发大了起来。最后,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服谁,没招了,大家同意投票解决,同意两堂官留任的,写稳健两字,不同意的,写激进两字。投票完毕,两下的票数相当,最后唱票的人,自己写了激进两字,就这样,“激进派”占了上风。虽然这些人不懂西方的基本民主原则,但却无师自通地明白了少数服从多数的道理。于是,两个堂官只好走路,躲到外地的场司,眼看这么大的利益,也不敢回来了。掘港组织了自己的光复大会,组织了自己的政府,由当地举人任民政长,取消了军政职务,反而到上海购买了大批枪械,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商学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镇,从此以后,居然成立了自己的议会,由当地符合条件的选民选举产生,议员有补贴,经常开会,虽然选出来的人多为拖辫子的老派士绅,但也对政府构成了强大的制约。但是,有意思的是,派人来的南通革命政府,却认了这个账,没有派兵干预。

其实,就是在南通这个地方,丝渔港的农民和渔民,也曾趁革命之机,自发成立过一个新式政府,也有军政长之类的官衔。可是,农民的新政府,很快就被革命的南通政府给镇压了。但是差不多同时,掘港镇绅商不给南通面子,把他们任命的官员给废了,自己搞了一个,居然没有事。不仅没事,而且后来还得到了南通方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投身革命,士绅可以,绅商也行,但农民不许。只要农民要革命,必定遭致镇压。秩序也只能是士绅的秩序,不是农民的秩序。

实际上,自清末新政以来,地方自治也罢,预备立宪也罢,选举是有了,民权也在讲。但是,所谓的民权,就是绅权,也包含一部分的商权和学权,民主只限于社会的中上层精英的范围。士绅、商人和学生可以享有选举权,但一般民众不在考虑范围。这样的限制,已经形成了惯例,即使革命党人,其实也很认可。他们仅仅出于功利的考虑,出于动员会党的需要,把部分权力开放给了会党,但决不允许农民拥有自决的权利。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样,多数地方在独立之后,也没有像掘港一样,实行哪怕仅限于精英层面的民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条件不具备。掘港只是一个特例,由于南通一带多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产生出来的特例。掘港不仅用选举拒绝了南通方面指定的官员,选择了“激进”,而且自己选出来镇这一级的议会,的确难得。虽然他们的所谓激进,其实一点都不激进,选票也不怎么正规。看来,这个靠近上海,受到张謇现代化事业影响巨大的小镇,由于财力雄厚,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但又有协商传统,得一点欧风美雨的滋润,就可以自发成长起民主来。其实,即使在东方,民主选举,看起来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难。

【自由择君:底层民众自发的冲动】

“自由择君”,是辛亥革命时南通丝鱼港地方农民提出的一个口号,类似的口号还有“自由择善”。两者加起来,意思就是自己选择善的“君”。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口号,据革命后的南通军分政府的文献,是因为刚好辛亥革命之际,南通为维修江堤,要求沿岸农民出资,而丝鱼港地方的农民不肯,大概是觉得革命后的“君”不怎么好,要自己当家,因此组织了保安会加以抵抗。还有一说是为了抗租抗税,组织了农民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和财政长。但是,农民政府或者保安会的土枪土炮,大刀长矛,不敌南通军分政府的洋枪洋炮,最终被镇压。革命政府没有给他们择善择君的机会,还压制了他们愿望。

据记载,号召自由择君的农民们,一度集聚五千余众,各持刀叉及三角式小红旗,还不时到天后宫(妈祖庙)和龙王庙烧香祭拜。虽然号称要自由,心里还是没底,还是要希图神仙的保佑。“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是这些农民在聚会时张贴的“广告”。这个地方的农民,何以能提出这样的口号?南通是张謇的家乡,清末以来,兴办新政,大力推行社会改造,民智较开。这些农民的首领,有私盐贩子朱天荣和退伍军人夏昆武和几个当地的民众领袖。这些人见多识广,既能模仿组织新式政府,当然也可能知晓几个新名词。

自由择君和自由择善的说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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