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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