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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恰当而又公允的“评价”，它虽然是“广告”，然而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容及风格特色都给予了要言不繁的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上的消息及两部作品的影响，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应该说，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短篇小说创作，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作品为代表，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长篇小说创作却还没有几部思想上、艺术上都很坚实的力作。长篇小说创作还需要经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正是发表于这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初创期”。这两部作品以新鲜的题材为现代长篇小说开拓了一个新生面，以俗白而又精炼的北京方言使当时的读者耳目一新，以显示着独特风格的讽刺和幽默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尽管这两部作品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点，但它们在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老张的哲学》
《老张的哲学》的内容涉及到广阔的生活领域，作品以恶棍、高利贷者“老张”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为线索，相当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二十年代前后北京普通市民在黑暗势力迫害下艰苦挣扎终不能免于失败的悲剧命运；这个作品还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当时北京学界的黑暗。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北洋军阀野蛮统治的愤慨以及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
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以讽刺的笔调揭露北京教育界的黑暗，这同他来伦敦前曾经从事过一段教育工作有直接关系。老舍说：“‘老张’中的人多半是我亲眼看见的，其中的事多半是我亲身参加过的；因此，书中的人与事才那么拥挤纷乱；专凭想象是不会来得这么方便的。”（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
作者对学界黑暗的揭露是同对“老张”的形象的刻划结合在一起的。老张是京师德胜汛公私立官商小学堂的校长，同时兼任杂货铺的老板和衙门里挂名巡击，他还是一个高利贷者。因为他的这种奇怪的身份，人们对他的称呼颇不一致：“村里的穷人都呼他为‘先生’”，“富些的人都呼他为‘掌柜的’，因为他们日用的油盐酱醋之类，不便入城去买，多是照顾老张的。”“德胜汛衙门里的人，有的呼他为‘老爷’，有的叫他‘老张’，那要看地位的高低；因为老张是衙门里挂名的巡击。称呼虽然不同，而老张确乎是镇里——二郎镇——一个重要人物！”老张办学堂是名，而经商是实。他开着一个杂货铺，上自鸦片，下至葱蒜，一应俱全。学生一切用品点心都不准到学堂以外的商店去买，名义上是“在增加学生爱校之心”；同时，不准学生出去说他卖鸦片，据他说，他只是在附近烟馆被官厅封禁之后，作暂时接济，并不愿永远售卖烟土。他办学堂的目的如此，就难怪他根本不讲新课本，而仍然以《三字经》、《百家姓》为教学内容了。他是这样的恬不知耻，当学务大人南飞生来“察学”时，竟高谈阔论教育事业，学务大人夸赞他“外国地名”很熟，他答以“不瞒先生说，那些洋字是跟我一个盟兄学的。他在东交民巷作六国翻译。据他说，念外国字只要把平仄念调了，准保没错。”学务大人竟以“那个入过学堂的不晓得中西文是一理”对答，两个人同属欺人之徒，却又都假装正经。学务大人南飞生对老张的指示是讲台不能砌在西边，“那是‘白虎台’，主妨克学生家长。教育乃慈善事业，怎能这样办呢！”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活画出上自学务大人，下至学堂校长一班人等不学无术、欺上压下、营私舞弊、贻误学生的可恶、可笑、可耻的嘴脸。
老张的“哲学”是赤裸裸的市侩哲学。“营商，为钱；当兵，为钱；办学堂，也为钱！同时教书营商又当兵，则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矣！此之谓‘三位一体’；此之谓‘钱本位而三位一体’。”他放高利贷，以非法的手段积累金钱，视钱如命，他对待债户折债卖给他的老婆，从不许吃饱，饿了只许喝水，按他的说法：“少吃饭，多喝水，夜间永远不做梦，既省钱，又省梦！”他极为贪婪，到孙八家吃饭，“照沙漠中的骆驼贮水一般，打算吃下一个礼拜的”，他奉行的生活信条是“猪肉贵而羊肉贱则回，猪羊肉都贵则佛，请客之时则耶。”他利用金钱去攫取他想得到的一切，甚至横蛮地逼散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然而他并不觉得罪孽深重。他认为：“花钱买姑娘，那比打死一个偷吃半块豆腐干的童养媳妇慈善多了，多得多！买了再卖，卖了再买，买了打死，死了一个再买两个，没人管！孙守备要管？好！拿钱来！”他发现“有钱无势力，是三条腿的牛”，于是他又往政界爬，居然爬到北郊自治会长的位置，最后被做师长的盟兄向北京政府保荐，作了南方某省的教育厅长。如果说，开头写小学教育的腐败，还限于一个具体的学堂，那么写老张这个无赖、恶棍、高利贷者、市侩青云直上居然升任某省教育厅长，这就不再是一个局部，而是从整体上概括了学界的乌烟瘴气。同时，从老张的发迹史入手，也暴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政治的黑暗和旧衙门的腐朽。
老舍出身贫寒，他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贫苦市民中间，这是他的不幸。然而，当他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从事写作的时候，这些生活积累却使他享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后来不少小说作品大都取材于北京市民的生活。《老张的哲学》不单揭露了学界的黑暗，作者还把笔触深入到北京普通市民生活的角角落落，展示了这些“小人物”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悲苦处境。他们有挣扎，有抗争，也有不得已的忍从。
王德与李静的爱情故事写得凄恻动人。李老人是这个爱情故事中的重要角色。王德、李静、李老人，都是受到命运拨弄、哀哀无告的处于困窘中的市民。李老人本来是一个“下野”的小官吏，仅仅因为希望自食其力经营小买卖向老张借了三百块钱，这就一头跌进老张布下的罗网。在老张的暗算下，李老人不仅赔光了本钱，小买卖也倒给伙计王五，凭空背上老张的阎王债。因为欠老张的债，也就不得不听凭老张的摆布。老张把魔爪伸向他的侄女李静，要强索李静为妾。李老人素来以狷介正直自许，借钱不还，他觉得“对不起老张”，然而以侄女抵债，又觉得近于“畜生”。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矛盾心情中，决心以自己一死相抵，这样不仅可以保住侄女李静不受老张的蹂躏，又可以成全她同王德的婚姻。在李老人看来，“子女是应当享受子女的生命的，不是为老人活着”。当老张带来“两个穿土色军衣的兵”，威逼李老人“不送钱，送侄女，两样全不做，当时把你送到监狱里去”时，李老人严词拒绝老张的横蛮无理的要挟，表现出凛然的正气。他虽为退职的小官吏，却葆有一颗善良的心。李静固然向往着未来的幸福，却又不忍看着相依为命的叔叔为自己白白送掉性命。她决心俯就老张以保住叔叔平静的晚年。这是一个悲剧。最后由于王德大闹婚堂和孙守备的干涉，李静才得以逃脱老张的魔掌。结局是李老人抑郁而死，李静也在悲伤中夭亡。
作品在描述李静痛苦挣扎，企图逃脱厄运而终于失败的过程中，还表现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传统观念、习俗，如何构成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然而确实存在的天罗地网，同黑暗势力一起扼杀了李静的充满活力的青春的生命。在这些章节，作者的描写细致而真切，虽偶有夸张，但基本上是冷静的刻划，显示着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李静的姑母是作为一个饱受封建道德浸染，以过分的热心把李静推向死亡边缘的角色出场的。作品并未把她描绘为一个故意为非作歹的恶人，相反，倒是充分地展示出她做为长辈对晚辈的体贴和关照。她从善良的动机出发，把侄女往火坑里推，却又毫不自觉。这是又一种悲剧。如果说，恶棍老张索债讹人是造成李静等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那么封建家法的毒害则是造成李静等悲剧命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只是这个原因不易被人察觉罢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姑母对李静的慈爱和陈腐的说教成全了老张的“歹念”。作品这样描述姑母：她的面貌、身材、服装，那一样也不比别人新奇；把她放在普通中国妇女里，叫你无从分别哪是她，哪是别人。她是这样平常。“她也真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这种为祖宗守法的精神是渗透于她的血肉之中的，是从祖辈传下来的。她对李静讲过：“我年轻的时候……公公婆婆也不是对我不好，他们对儿媳妇不能不立规矩。”她同自己的兄弟李老人说话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怎么管束我们来着？父母许咱们自己定亲吗？要是小人们能办自己的事，那么咱们这群老的是干吗的？我是个无儿无女的老绝户，可是我不跟绝户学。我爱我侄女和亲生的女儿一样，我就不能看着她信意把她自己毁了！我就不许她有什么心目中人，那不成一句话！”李静对于姑母的这套家法和封建习俗，不敢违拗，她有所追求，然而软弱，，不敢挣脱封建伦理道德加给她的束缚。她所以不随王德出走，是因为“与其入张氏地狱（在第十八层地狱的西南边）受老张一个人的虐待，还比社会上人人的指骂强。”当她坐车去庆和饭庄拜堂时，作者为我们点染几笔街上琐闻：一个秃着脑瓢，带着一张马尾发网的老妇人点头称赞：“女学生居然听姑母的话嫁人，是个可疼的孩子！”一个小媳妇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说：“看看人家！大马车坐着！跟人家学！”等等。在看似闲笔中寄寓了作者的针砭：这种远祖传下来的，而且还将传下去的封建习俗和传统观念，不单禁锢了李静的心灵，也使姑母一类人帮同恶人作恶而又心安理得、振振有词。作品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恶霸老张在吞吃李静这些少女的青春，还有姑母、街上的看客一流人在七手八脚地把李静她们往死路上拖。老舍对这种景况，是深恶痛绝的。他在本书第二十八章，关于新年一节，有如下一段话：
新年！难道不是？
快乐！为什么不？
贺年！谁敢不去？
“！”对了！“？”自寻苦恼！
没告诉你世界就是那么一团乱气吗？
蜗牛负着笨重的硬壳，负着！
傻象（其实心里不傻）插着长而粗的牙，插着！
人们扛着沉而旧的社会，扛着！
热了脱去大衫，冷了穿上棉袍，比蜗牛冬夏常青穿着灰色小盖聪明多了！
社会变成蜗牛壳一样，生命也许更稳固。夏天露出小犄角，冬天去蛰宿，难道不舒服？
一时半刻那能变成蜗牛，那么，等着吧！
僵死的社会，迟滞的生活，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伦理道德、风习、心理，虽经“五四”运动的冲击，然而在市民意识深处，仍然是万古不变的老规矩，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也许，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