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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杜撰，在编造。夏奈尔一家从来没有卖过酒，但她还是说出了这个谜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们家和皮埃尔·勒令迪家在同一年破了产。科科强调说，勤韦迪是～个名不见经传，被人遗忘的诗人。他在她的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他常对她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科科对他的讲述记忆犹新。常常引用他的话，并把这些话融入自己的思想。
我们以较低的价格买进酒。当时还没有阿尔及利亚产的葡萄酒。只有南方产的、如果进价2苏，卖出3苏，那么就赚了。如果进价3苏，卖出2苏，就亏了。那一年，酒多得像瀚永，只好把酒倒人沟里。我是一个小孩子，家里人不避嫌我，常常在我的面前大叹苦经、我的外祖母咕咕味味地说，这里的人都认识我们，呆不下去了。
我的姨妈们有一座很漂亮的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令人瞩目的。一切都很整洁，无暇可击，但我住在里面时却没有丝毫意识。我喜欢整洁、舒适，喜欢做工考究的东西，喜欢存放散发出好问气味的衣服的柜子，擦得塞亮的地板。这种爱好应当归功于姨妈们对我的熏陶。在她们家里度过的
这段时期，使我具备了法国人稳重踏实的特性。我的这些爱好显然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
这几位姨妈是谁？夏奈尔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们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细节可循。譬如；鼻子是不是很大，头发是否灰白，穿什么衣服。但这并不妨碍我就像看到她们一样，想象出她们的模样：身穿黑色或灰色的衣服，流着整齐光洁的发髻，双手干枯，目光冷峻；披着黑披肩，两只用交叉地垂在平坦的胸部，围着黑色的围巾…她们是干什么的？她们是不是农妇？我知道她们有庄园、土地和财产……
屋里安放着桌子。庄户们一般都用实物交付田科。他们交来的常常是鸡蛋、家禽、猪油、面粉、土豆、火腿、香肠，也有把整爿猪摊在案板上的。这些东西使我大倒胃口，不过后来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到吃惊了。我在英国时，住的房子华丽得无法想象，各种用具豪华无比，但都不能引起我的惊奇，因为我曾经在一座漂亮的，一应俱全的房子里度过了我的童年，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在姨妈身边伺候的女佣个个都很快地发了福，因为她们吃得太多，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因为有佣人们收拾整理。冬天，屋里很冷，但什么都有，不必吝啬。家里人还定时（主要是春天）清理成堆的床单和桌布餐巾，或是洗烫平整，或是淘汰扔掉。
科科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一个碗里抽了几滴水洒在衣服上，做了一个烫衣服的动作。科科还记得漂洗衣服时要在水中放一团团增白剂。
现在的床单都有漂白粉的味道。在里兹饭店里，我的床单天天换洗，晚上我就睡在漂白粉的气味中。在外省时我的生活是奢华的，最使我惊讶的是圆形的餐巾，姨妈家里没有这种餐巾，奢侈就奢侈在每餐一条干净的餐巾上。与其要我用餐巾，不如给我一张餐巾纸，我很快就受人讨厌了，法国人真脏！
姨妈、她们的房屋、庄户们提供的奢侈食品。当人们想起育婴堂时，这一切自然都是不可思议的。整只的猪，整袋的面粉，整缸、整桶的香肠和火腿，还有鸡、鸭！这些东西都是模仿她的朋友米齐姬·塞尔特的回忆录想象出来的。这位米齐姬·塞尔特，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里谈到。她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为科科提供了记忆中找不到的东西。
科科笑着对我说，克洛德·德莱曾经建议大小姐让他的父亲德莱教授为她作精神分析，她还说：
——我对神甫也从来没有说过真话！
我做完了忏悔，觉得十分注重。我相信神甫在忏悔室里根本不知道是我在跟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我查了一下字典，发现“读神”这个词对我的这一举前似乎较为合适。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一神甫，我承认曾经有过读神的念头。
他安详地回答说：
——我认为你比别人聪明。
这时我已经忏悔完毕，神甫也已知道是我在作忏悔。我有点火了，讨厌神甫。可怜的神甫弄不清我什么地方亵渎神灵了。他常到我家用午餐，但对我的姨妈极为害怕，我对他说：
——她们请您吃饭，但是并不爱您。
——我不许你这样说。
我们相处得很好，有时他会装出训斥我的样子：
——你不该随便说话。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第一次领圣餐时，姨妈们要我戴软帽，穿白色长裙，因为农家小姑娘都是这样打扮的。可我却要戴纸做的玫瑰花冠，我觉得这种花冠最美妙。我说，如果硬要我戴农妇的软帽，我就不领圣餐了。
——领不领圣餐对我都一样！
我还是戴上了纸做的玫瑰花冠！
那几位严肃的姨妈们难道就此屈服了？显然这些回忆也是虚构的。在奥巴齐纳，初领圣餐是怎样安排的，很容易想象。眼前这位老妇想为自己的童年增添几分光彩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些生动的细节为她假想的漂泊不定的生活增添几分可信度。
几个修士前来布道：……几个真正的修士，光着脚，腰里束着一根绳子。他们住在神甫家里，饮食由神甫提供。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吃饭。晚祷后，他们就对孩子们讲一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中国小孩饿死啦等等。每年新年，外祖父都给我5个法郎作为礼物。买什么好呢？我只喜欢薄荷糖，我买了1个法郎的薄荷糖，把剩下的4个法郎放进储蓄罐，为中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我可不干。我没有关心孩子的优秀品格，虽然我为人们的冷酷感到震惊，但中国孩子与我无关，我不愿把储蓄罐里的东西给他们。
如果我对自己作一番分析的话，我发现，还是在小姑娘时，我的独立意识就已经有了发展。我不愿说我是不幸的，也不愿说我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不！我常常听到姨妈们的女佣们谈钱，她们说，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她们就进城去。
过去，乡下的大户人家，佣人必须像奴隶般地干活。现在当然不用了。女佣们的苦楚很难想象，说起来也真叫人吃惊。学烫围裙和软帽的，学做……的，三年后才能成为贴身女佣。所以，一旦能够安身立命就要离开人
姨妈们的这些女佣一心只想离开。正是由于她们，我很早就明白了必须获得自己的独立。金钱只给我留下一个声音，那就是自由。
在外省的生活是奢华的，但我并不知道，反而觉得姨妈家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说里的靠垫和家具是白色的，我也喜欢把各种东西漆成白色。我不喜欢睡在暗室里，那里的一切多么陈旧，多么肮脏！凡是能拿到的，譬如一块木头，我都拿来把它毁了。人们什么时候想过一个女孩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哦，我不想像家人教育我那样教育别人，我只想给他们读些最罗曼蒂克的书，我喜欢剧情跌宕起伏，感人肺腑的书籍。
她喜欢看什么书？只要听她怎么谈她的第一条“真正”的裙子就可以知道了。
16岁以前，我穿的都是当时姑娘什1穿的衣服：色泽深暗、裁剪马虎的衣服，也就是说，16岁前我一直像在戴孝。乡下女孩们穿的就是这样。在寄宿学校上学的姑娘穿的是学校的制服，不上寄宿学校，在家读书的姑娘就穿有两排纽扣的套装，所以我也只得穿这种套装。我讨厌这种衣服，但是别的衣服不能穿。春天总是穿黑色羊驼毛的，冬天是啥味呢的，夏天戴一顶边上有一块丝绒，镶一枝玫瑰的草帽，难看死了。冬天戴钟形圆帽，插一根山鹰的羽毛，或者是上过胶的火鸡毛。我觉得这些服饰难看极了，不过这并不重要，我穿的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服装。
我羡慕那些农妇们，她们可以穿红着绿，很漂亮，比我穿的好看多了。哦！要是让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该多好！我叫人做的第一条裙子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条紫色的高领紧腰宽摆连衣裙。那时我14岁，也许16岁，但看上去只有12岁。姨妈们答应让裁缝照我的意思做一条裙子，她们不加干预。于是我选了紫色紧身裙。但那时我没有什么线条可以突出。裁缝照我的想法，在裙子下摆上镶了一块塔夫绸，还做了一条边饰。我的这一想法来自一本小说。小说的女主人公穿的就是这样的裙子。我觉得这种紫色的边饰很赏心悦目。女主人公的帽子上镶有一支紫色棕榈叶状的饰物，我也要裁缝给我的帽子上镶一支紫藤枝。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姨妈们一无所知。
星期日早上，我仔细地洗了脸，激动地穿上新衣，要漂亮就应该整洁。
——耳朵洗干净了没有？
——是的，姨妈。
——头颈擦干净了吗？
——是的，姨妈。
姨妈没有要我把新衣服脱下来。我擦呀，洗呀，擦得脸色比平时更加红润。这一天我显得真够漂亮。姨妈们等在楼梯下面，走到楼梯口时，我只听到：“科科，把衣服换了，快些，我们做弥撒快迟到了。”
我知道我成了牺牲品。姨妈们把裙子退给了裁缝，以后再也不叫她做衣服了。裁缝对我很怨恨，我只好反复说，这一切都是姨妈们的意思。
——内衣也要换吗？
——是的，都要换。
裙摆上镶边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女人们走路要撩起裙子，当时的裙子都是这么难看。
看到姨妈们的这种反应，我哭了。我觉得她们生性刻薄，心眼很坏，瞧不起我……“科科，快把裙子脱下来。”在一个喜欢孩子的正常家庭里本应是欢声笑语满堂，但是我的姨妈们就从来没有笑过。这场风波使我痛苦万分。我不敢出门，怕遇到裁缝。插紫藤枝的帽子也还给她了。这个裁缝也有点傻，她应当明白我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儿。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大的失望！
我是在读了皮埃尔·德库塞尔的一部小说后才想要这条裙子的。后来我认识了他，这时他已是一位老先生了。我对他说：
——哦，亲爱的，您让我经历了痛苦的一天，甚至痛苦的几个星期、难熬的几个月。
裙子退掉了，姨妈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裙子的事。“大家默不作声，这是乡间最严酷难熬的时刻，”科科这样评论道。尽管在裁缝问题上、细节上和乡下姑娘的穿着方式上一切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真实东西。
科科在20岁不到的那年曾经想当一名咖啡一音乐厅的歌女。一位服饰华丽、正在走红的巴黎女人阿尔玛夫人（大家叫她“锦葵”）对科科的影响是确实的。当时皮埃尔·德库塞尔常为一些日报撰写《两个小家伙》、《爱情来到时》等通俗小说，刊载在版面下端，要仔细读报才能发现。人们把文章剪下来，交换着看。皮埃尔·德库塞尔大量购买锦葵、白色漆器、靠垫和科科姑娘喜欢的其他一切东西。因此，浏览一下德库塞尔散文的样张，想象一下科科16岁那年是怎样贪婪地读这些文章的，也许有些好处。
《两个小家伙》的女主人公埃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