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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奈尔小姐对被占领时期的黑暗年代谈得很少。有关这方面的谈话也不能为她增添光彩。‘战争与她无关，奇妙的自我主义比马奇诺防线保卫法国还要好地保护了她。在这方面，她和萨夏·吉特里见解相同。萨夏说：
“我看到的德国人不如看着我的德国人多。”
科科说：“战争总是会有的，因为发明了那么多的药品，人都快死不了了。”
在维希，她靠了一位省长，把油箱装得满满的。在回巴黎的路上，“机械师”驾车，同行的还是玛丽一路易丝·布斯凯和那位女博士。路上她们曾经被拦下，让坐着牛车重返家园的比利时难民通过。
“我们拿出床垫在树林里睡觉。”
她们还带着床垫？……
科科说，如果不是天好的话，人们也就只得呆在家里无法逃难了。我饿极了，清新的空气使我胃口大开，但是我们只有糖果和果酱。玛丽一路易丝看见有人在火上煮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请我们共享他们的食物。我要“机械师”走小路，但到处都找不到食物，什么也没有。在波旁一阿尔尚博海水浴疗养地我们又碰了壁：旅馆老板抱歉地说：整个季节房间全被预订了，但是没有人来住。总而言之，预订房间的人都没有来。我们找到了三间带浴室的房间，这真是一个奇迹。我想看看周围环境，没有立即进房间。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爬在墙上，心想他肯定会掉下来的。他真的失去了平衡，跌了下来，头先着地。我立刻奔了过去，我对大家说，先别扶他起来，看看有没有骨折。小孩哭了，她的母亲也哭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100法郎的钞票。小孩看见钞票后就不哭了，说起来真令人难过。他把钱给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今天晚上有得吃了。这位母亲还有一个孩子，而且还怀着孕。她让我看了她的钱包，里面只有5法郎。她靠别人的施舍活命，而别人却不愿给她钱。真是太惨了。我回到了旅馆，玛丽一路易丝问我去了哪里，她说：
——和你在一起就总会遇到任事，你又去做了些什么？
——亲爱的，一个小男孩从墙上跌了下来，我给了他100法郎，他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我们谈着许多事……不可能全记住，不是吗？当时的情况很特殊。
难道她看出我对她的这段回忆是有保留的？她是否意识到这件事太没有意义了？给一个受了伤、饥饿的小男孩100法郎，这就是她为使国家免遭灾难作出的贡献，并且感觉良好！她还记得在波旁一阿尔尚博的海水浴，多么幸福啊！
水是黑色的，我们好几次提着鞋在地里走，我的长统袜弄破了。晚饭时我们吃了色拉和港心蛋。老板娘问我是不是真是夏奈尔小姐。我做过许多生意：首饰、香水等等，开始成了一个知名人物。这位夫人对我说，她的父母是织布工，他们会以认识我为荣。我们去看了他们，他们请我们喝了苗香酒，还抚摸了我的手。老太太拿出一张上面登着我照片的旧报纸，低声说，您真是夏奈尔小姐？她们显然是在另一个世界上。那么德国人呢？
他们给我们汽油。布告牌上写着：法国汽油，取用自便。
她回到了巴黎。还没有到大门，里兹饭店的一位经理就看到她了，做着手势示意她不要再靠前了。
我看到了哨兵。我对经理做着手势，示意他，既然我不能过来，那么您就过来吧。他说我应该先去司令部。我很脏吗？应该换一身衣服。我的女佣人在上面吗？她还没有回来。我对经理说，您先去一下司令部，对他们说夏奈尔小姐来了。我呢，等我换了干净衣服再去。我知道对人有什么要求时，最好衣着整洁。
她凭什么如此地自信？在一次三个人吃饭的时候，我记下了科科和塞尔日·利法尔的谈话。
——我，利法尔说，由于工作的缘故（他是歌剧院的芭蕾舞大师）看到过许多德国人，从戈林到戈培尔，所有的人都见过。而科科，她呢，什么人也没见过，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德国人，因为她从不出门。
——我觉得出门是不礼貌的，科科说。
——她真了不起，利法尔说，真有胆量！一天她被盖世太保叫了去，我陪着她。
这位舞蹈家低下了头，好像听到子弹在他耳边呼啸。
——她把知道的东西都讲了出来，我竭力想让她住口：听着，科科，该往回了，这里不是幼儿园。利法尔接着说，如果她去的是戴高乐将军那里，她也一样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的。
——他也许会要我在这几天里去看他，科科说，他知道在美国时我叫他阿飞将军。喜欢我的美国人觉得很好笑，英国人也很喜欢我，但法国人却不。
——有些法国人确实不喜欢你，利法尔说。
——我不太喜欢美国人，但我最讨美国人喜欢。和法国人在一起就完了。他们看不起我，认定“有狗跟在我后面”。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粗野，不是吗？是不是说我不漂亮，是不是说我像条狗？我想，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有一点别致的韵味，而这恰恰是我所没有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韵，我知道什么叫特别的韵味，这也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说女人和时装时用这个字眼真使法国人丢脸。有狗跟在她后面，她有别致的韵味，还有一些字眼在骚扰我。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让我恶心。我最后明白了，所谓后面有狗的女人就是在马路上扭着屁股走路的女人。
只要有几块骨头化石就可以使恐龙骨骼复原。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黑暗时期的夏奈尔重现。当然作些努力，多些想象也是需要的。科科回到巴黎是1940年7月底或8月初，其后发生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好在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回家了，气氛变得宽松了起来。德国人呢？标语牌呢？还有里兹饭店和其他旅馆门前的障碍物呢？是的，这些人和东西都还在，这太奇怪了，但是生活却已重新开始。商店里出售的东西虽然越来越少，但还没有立即显出疲乏，饭店里供应还算充裕，物价也没有马上疯涨，人们都对和平充满幻想。当美国人弗洛伦斯·古尔德在里兹饭店举行盛大的文学晚会时，尽管被邀请的人中还有一些德国人，尤其是控制当时出版物、名垂法国文学史、赫然有名的海勒中尉，最令人瞩目的作家们还是应邀出席了晚会。
政治上的问题是怎么出现的？纳粹德国用飞机和坦克在4天内就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德国和红色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按照苏维埃茨克和平条约退回到瓦格拉姆）。英国人能干些什么呢？美国还在向英国提供武器，由海军的潜艇运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11月，美国选出了新总统：罗斯福。他在竞选时保证不派士兵到海外去作战，那么英国一个国家能有什么作为呢？
法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缓过气来的。在这种气氛中产生附敌政策有什么奇怪呢？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种政策目的是什么？生存。大部分法国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对科科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德国人来了？别让他们进来，当人们指责阿尔莱蒂爱上了一个德国人时，她这么说道。应当指出的是，科科在这时没有重振她的事业，尽管对于她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战争期间，”她说，“夏奈尔公司每天只能卖出20来瓶香水。开门时门口排着队，主要是德国士兵。看到他们我笑了。可怜的笨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空手回去。我想，如果美国人来了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如果美国人来了…在她重新住进里兹饭店的小套间时，还没有迹象可以看出他们会在4年后出现在巴黎。一次，在与塞尔日·利法尔一起午餐时，我们谈到了一位服装设计师。
——这个家伙！利法尔激动地说，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投靠敌人。恩泰尔和他，都是德国方面的人，但解放了，他们却以抵抗运动战士的面貌出现！4年来，我看见他们一直和德国人打得火热。这两个人是抵抗运动战士！没有人会像科科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
——我对两人中的一个说，亲爱的，抵抗运动唯一的女战士是我。
——利法尔说，是的，你的公司关了门，而别人还在营业，德国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德国人付钱，听说他们是用我们的钱付的。停战协定要我们把这些钱吐出来，这些钱是他们的。
她讲了当时大家都这么说的一个故事。一天戈林元帅走进她的一家大首饰店，她让一位负责人接待他。
——元帅先生，我们已没有什么好东西给您看了，但是，如果您需要的话，我们可以……
——没关系。现在是战争时期，没有人买贵重首饰。我来这里是为了让年轻人（随行军官）开开眼界，看看法国人的高超手艺，让他们学会欣赏你们的手表。
这时，科科匆忙拿出一些豪华手表。对这些手表我毫无印象，不想让它们占据我的回忆，我只对戈林感兴趣。
——元帅先生，您真的不想买什么吗？
——如果你们有不太贵的纪念品，我也许会买一件让我的夫人高兴高兴。
一只手表呈在戈林眼前。
——这是一只镶绿宝石的手表，科科说，不太贵。
戈林没有带钱。
——我叫人明天来取。
——没关系，元帅先生，拿着，钱您方便时付吧。
——他拿走了手表，科科说，但是5分钟后，钱就来了。
——当然聘，利法尔说，戈林怎么会不付钱呢？他连半个欧洲都能买下来。
科科讲的这些话中最先使人震惊的是什么？是可怕的头脑胡涂。什么东西最重要？是钱！戈林有钱，是德国人拿走了我们的钱？不，钱是他们的，我们战败了，应当付钱。四分之一世纪后，她原封不动、毫不修改地重提了当年的反响。她没有变，并不认为有必要把阴影抹去。她从来不觉得她在黑暗的年代里的行为会受人贬低。受谁的贬低？她该向谁说清这些事呢？
“我是世界上最时髦的女人。”
她不无自负地对我说，她有一个证明：路易十四曾经说过他是靠神权统治国家的，如果他的军队打了败仗，太阳王也会立刻和战胜者谈判的。科科就是有这种品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她害怕。面对头戴钢盔的哨兵和里兹饭店前的障碍，她还是夏奈尔小姐。她的才华、荣誉还有金钱保护了她。那时她已有许多钱了。
“我眼中没有德国人。一个木太丑的女人居然对他们视而不见，真使他们有点不好受。”
她乘坐地铁。
“地铁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气味难闻。德国人怕瘟疫，叫人在地铁里撒玻璃屑。”
她对德国人的秩序、纪律十分欣赏。对德国人的工作又是如何呢？
“德国人比法国人有教养，”她说，“他们对科克托的作品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作品都是装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