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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费，如斯不愿意去要。林语堂劝她冷静想想，和人争钱固然讨厌，但是人总要吃饭，总要活下去，没有钱是不行的。如斯听了这话，很激动地痛哭流涕，说她不要讨价还价，不要和狄克有任何联系，她办不到。林语堂别过身，眼泪往肚里咽。
他刚从南洋大学回来，那也是段不愉快的经历，廖翠凤吓得神经衰弱又发作了。林语堂对太乙说：“别担心，妈妈要有个厨房可以烧饭就会好起来的。”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
林语堂在温暖的坎城租了一套普通的公寓，带着受伤的妻女疗养生息。翠凤稍微好些后，他买了一辆小汽车，全家人在欧洲游历。他对悲痛欲绝的如斯说：“这个世界假使样样照逻辑发展，生活就没有趣味。人的心思不可理喻，有矛盾，所以可爱。人如果没有弱点，没有不可抗拒的情感，没有不可逆料的意欲，便没有文学。人容易犯错，所以生命千态万状。如果我们都是理性的，则我们会沦为机械人。”
欧陆的风光梦幻一般美丽，他们不买明信片，不照相，像流浪汉一样，漫无目的地游荡，走到哪儿算哪。如斯还是提不起劲来，林语堂见缝插针地劝导：“凤如啊，你回美国后，找份工作，你不是喜欢诗吗？可以试着翻译唐诗。你还年轻，离婚不是天大的悲剧。”
游玩了几个星期，如斯的情况有了好转，便回美国去了。相如也要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生物化学。女儿们都走了，老俩口在坎城过着无拘无束的恬淡生活。他们穿着便衣，手牵着手到菜市场买菜。翠凤的法语不灵光，林语堂就帮着压价。做了一道好菜，两人能像小孩子似的，乐上老半天。翠凤还在阳台上种起了马铃薯。坎城人友好和善，谁也不知道这个每天提着菜篮子溜达的中国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林语堂。
他已经60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有时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兴奋地大叫；坐在露天的咖啡馆里，毫无形象地大打哈欠，别人看他，他不理会，按心里的想法来，仿佛是很有趣味的游戏，乐此不疲。他乐观地对老朋友说：“老婆对我不嫌老，既不伤春也不悲秋，俯仰风云独不愁。”
他又写了一部小说《远景》，描写了世外桃源的乌托邦，人人过着平静安定的生活，这是林语堂理想的社会，是古希腊田园风味和老庄“无为而治”的综合体。他写道：“哲学教授应该接受考验，向他的女仆解释他教的科目。假使女仆听不懂，则大学必须开除那位教授。”
秋天的况味（3）
“儿童犯罪呢？”
“把他的父母关起来。”
“人口过于稠密呢？”
“纳税，家庭人口越多，纳税越多。”
因为翠凤念女情切，两人在坎城住了一年多，又搬回纽约去了。林语堂创作了《武则天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等书。他还发表了《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宣布再度皈依基督教。他解释说：
30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的督导已很够了，而知识方面的进步必然改善世界。可是观察20世纪物质上的进步，和那些不信神的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我现在深信人文主义是不够的。人类为着自身的生存，需与一种外在的、比人本身伟大的力量相联系。这就是我回归基督教的理由。我愿意回到那由耶稣以简明方法传布出来的上帝之爱和对它的认识中去。
最后的日子（1）
1958年10月，林语堂受学生马星野之邀，到台湾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私人访问。
他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党政要员、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等争相拜访，连蒋介石夫妇都设私宴款待，和他笑谈《红楼梦》的译述问题。
最让他开心的是，台湾的闽南侨胞对这位名满世界的老乡格外热情，来探望的人如海如潮，险些踏破了门槛。林语堂讲起了生疏已久的家乡话，“乡音不改鬓毛衰”，用闽南话，衰就念“cui”，特别中听，乡音难得，难得乡音啊！他喃喃自语道：“回到台湾，就像回到了闽南漳州的老家！”
随后，夫妻俩到中南美访问了两个月。
惟一挂心的还是如斯。
“爸爸妈妈要去中南美，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吗？”如斯前阵子刚进了医院，廖翠凤怎么也不放心。
“当然会的，你们放心去好了。”如斯挽住父母的胳膊，装出很开心的样子。
“要是有什么事，你去找妹妹好了。”
“可是妹妹在波士顿！”
“对啊，堂，要不然我不去了，你一个人去。”翠凤转过身对语堂说。
“爸，妈，你们尽管去好了。我不会有事的。”
“你一个人住要小心，不认得的人不要开门让他进来。”
“我知道，我知道。”
“你钱够不够用？”
“够了，够了。”
“凡事要看得开，不要再伤心了。”
“我不会的。我自从出院之后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像从前的拼图玩具少了一块，现在拾到了，完整了。”
林语堂像抚小女孩一样抚抚如斯的头，“你要好好的工作，不要胡思乱想，知道吗？你根本没有什么事，身体好，又聪明，年龄也不大，可以有很好的前途，只要你用头脑想清楚。”
“我对不起你们，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快别那么说，我们回来之后你搬回家住。”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会照顾自己的。”
回到纽约，林语堂还是要卖文为生，出版了《辉煌北京》、《红牡丹》、《赖柏英》等书。如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正常的上班，坏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谁的话也不听。翠凤伤透了心，林语堂让如斯搬进住所的隔壁，打通墙，以便随时照顾她。
在这期间，他还在台湾中央报开了《无所不谈》专栏，每月4篇稿子。
像所有的老人一样，林语堂年纪越大，越留念起童年、故乡，落叶归根的念头一点一点钻出来，在心里头蠕动。他一个人飞到香港找太乙。太乙带他四处游玩，他却飘忽地四下里看，像在寻找什么。“阿爸，你看，香港有山有水，风景像瑞士一样美。”太乙说。
“不够好，这些山不如我坂仔的山，那才是秀美的山，我此生没有机会再看到那些山陵了。”
“那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
“青山，有树木的山，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
太乙看透了父亲的心思，带他到新界落马洲。许多游客、怀乡客就是在这里的山峰上，远远的看大陆那边，看根本看不到的故乡。林语堂也踮着脚，极力地往远处望，看那片片的梯田和无尽的山峦之外，再之外，那青青翠翠、重重叠叠的坂仔是否还在那儿，还在等着游子归来？他回想起第一次和父亲爬上坂仔的山，他也是这样望着望着，望山外的世界，可他再也回不去了。
报纸上说有个女人生活艰苦，林语堂拉着太乙到警察都不敢去的贫民窟，给了那女人几百块钱。
太乙问起家里人，林语堂小声地说：“我把妈妈照顾得快快乐乐。你的姊姊在慢慢摧毁她。”
1965年，林家人聚在一起，大摆筵席贺林语堂夫妇70大寿。夫妇俩看着一家人和和美美，儿孙满堂，十分安慰。绝少喝酒的林语堂也兴致勃勃地陪着客人饮了一大盅，他诗兴大发，现场挥毫，填了一首《满江红》自寿：
七十古稀，只算得旧时佳话。须记取，岳军曾说发轫初驾，冷眼数完中外帐，细心评定文明价。有什么了不得留人，难分舍。
他还依原韵《临江仙》，和台湾中央社同仁的贺寿词以致谢：
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自是文章千古事，斩除鄙吝还兴，乱云卷尽纹平，当空月明在，吟咏寄余生。
乡愁乡思最磨人。
次年，旅居美国30年之久的林语堂回台北定居了。
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买下一幢房子。”
有人问他回来后的打算，他说：“从此是，无牵挂，不逾矩，文章泻。是还乡年纪应还乡啊！”至于传得沸沸扬扬的做官论，他幽默地说，要是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我不能忍受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台湾当局表示要为他建筑一栋房子，林语堂考虑再三，接受了，但却婉拒了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就在阳明山上中西结合的房子里，林语堂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2）
房子的面积很大，有水池，有庭院，背靠着山，下了山坡就是大片的草地，可以种菜养鸡。林语堂买了十几尾鱼，养在水池里，平日里喂喂鱼，和翠凤聊聊过去、孩子们、亲人们的现状，简朴得就像没见过世面的山间老人。他心血来潮，还说要养一只鹤，就像“梅妻鹤子”的那位杭州隐士，真正是心闲自在了。
日子安定下来，不安的廖翠凤面色渐渐红润。赶个大早买两斤刚刚砍下来的嫩得出水的竹笋，杀一只老母鸡炖汤，那是鼓浪屿廖家的味道，多少年没有闻到了？
吃罢饭，夫妇俩收拾停顿，手挽手到市里游玩，邻桌是说闽南语的彪形大汉，走到街上，穿着时尚白衣红裙的妙龄女子，在用闽南话相互揶揄，到永和吃猪脚，老板热情地招呼：“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吃茶。”到五金店买东西，小老板一口地道的西溪话，他们兴奋地聊起故乡的硷水桃、鲜牛奶，又聊起江东大石桥，比什么都亲切。林语堂买了一堆没有用的东西，他说：“谁无故乡情，怎么可以不买点东西空手走出去？于是我们和和气气做了一段小交易，拿了一大捆东西回家。”
林语堂越来越喜欢孩子，也越来越像孩子。逛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看店，非得凑上去攀谈。小孩子说错了话，脸红到耳朵根儿，林语堂觉得一定要买点东西，因为脸红是作不得假的。他送林太乙到松山机场，在咖啡室里闲坐。有飞机降落，一小队士兵列队欢迎。他兴高采烈地喊：“快看啊，什么大人物来了？”说完便跑窗户边看，翠凤也跟着小跑过去。太乙好笑地想，他大概忘了，他自己也可以算是“大人物”。
林家有不少小辈也在台湾，有几个还是初出茅庐的作家，林语堂得意地吸着烟斗说：“我们姓林的个个都聪明！”
有很多文学崇拜者给他写信，林语堂每封必看，而且都批上评语。有位先生写的是半文言半白话的夹生文章，他毫不客气地批到：“不知所云。”又批到：“不通，不发？”末尾又加上：“还是好好写通顺白话为首要。”
有个高三的学生问他，读哪所大学为好，他回答：“读书在人不在学校。”
如斯的情况越来越坏。她患了功能性的脑损伤，时刻焦虑恐惧，好像与现实脱节，沉溺在个人幻想的世界里。她不愿意年迈的父母痛苦，一个人住在所在单位的宿舍里。
夫妻俩常为这个忧心。
“我们生了三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