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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莫夫对于DNA结构的知识十分感兴趣，他对于DNA分子所进行的蛋白
质合成方式有如下解释：蛋白质是在双螺旋DNA的表面上形成的，这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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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基质序列形成一系列孔穴，每一小孔专门和一种氨基酸匹配。氨基酸
靠以立体化学方式排列的侧链来识别它们，而没有专门的酶参与这个过程。
伽莫夫注意到，一条延伸的多肽链上各个单元彼此只相隔约3。6至3。7
埃，出于这个原因，他的密码是交叠型的，他由这种交叉的组合关系推测出，
氨基酸的种类应该是20种。
伽莫夫在生物学上的这些研究成果如今已经写入了普通的中学课本书
中。
军事顾问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伽莫夫应召去美国武装部队担任顾问工作，
进行的研究自然是核武器方面的。但由于他来自前苏联，并有过担任红军上
校的经历 （虽然那只是名义上的），所以他没有参与到最核心的机密工作中
去。
他得到的职位是在美国海军部军械局下属的高级炸药处。这项工作并不
影响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课和科学研究，因为校方批准他每星期为海
军部工作一天。当时在海军部的研究中，他最为关注的是各种常规高级炸药
中冲击波和爆炸波的传播问题，以及从冲击波变为爆炸波的不连续转化。
在那段时期里，他还有一项有纪念意义的工作——定期与爱因斯坦进行
联系。因为爱因斯坦在接受军方顾问职务时首先声明，自己年事已高，不能
定期往返于他家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与华盛顿之间，得由某个人把要解决的
问题带到他的家中。爱因斯坦以及著名核物理专家、原子弹研制的主要参与
者纽曼等人都与伽莫夫同在高级炸药处任顾问，爱因斯坦以前也与他相识，
伽莫夫便被推选来担任这件工作。
于是，每隔一个星期，他便在星期五拎着一个鼓鼓囊囊、塞满有关各项
海军计划机密文件的公文包，搭早班火车前往普林斯顿。当时曾提出过许多
各式各样的建议，例如沿一条通往日本海军基地入口处的抛物线路径布下一
系列水雷，接着将炸弹连续不断地空投到日本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
爱因斯坦通常在书房里接待伽莫夫。两个人把所有的建议一个接一个地
过目一遍。爱因斯坦一个劲地说：“行！，很有意思！太独出心裁了！”实
际上同意了所有的提议。第二天，伽莫夫把他的评论意见向负责军械局的将
军汇报，将军总是喜形于色。
每次去爱因斯坦的住处，等例行公事完毕，他们就到离家不远的普林斯
顿高级研究所的自助食堂共进午餐。这时的话题就会转到物理和宇宙学方
面。有一次，他们两人步行去研究所的路上，正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天体理论，
伽莫夫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的物理问题，爱因斯坦立时停住脚步思考起来。
由于他们当时正在横穿马路，好几辆汽车不得不紧急刹车，以免撞倒这两位
物理学家。
对普林斯顿的这些访问使伽莫夫毕生难忘，通过这些接触，两人之间建
立了友谊，他对爱因斯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高级炸药处的另一项工作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即测试形形色色炸药的
“撞击灵敏度”，即灵敏度对落锤动能的依赖关系。在一名高级炸药专家的
配合下，这些实验在波托马河畔的海军试验场上进行。
他们在这些实验研究的过程中，得到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只要能产生一
个会聚在一点的爆炸波，就能够达到极高度的压缩。很清楚，如果把爆炸过
程中传播速度不同的两种炸药结合在一起，就能形成这种会聚的爆炸波。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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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数学演算表明，要获得这种效果，两种炸药之间的界线必定是一段阿基
米德螺线。这一设想经爱因斯坦同意后，便决定做一个三维模型的实验。但
这个实验被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所推迟了。伽莫夫参加了在比基尼 （美国在太
平洋上的小岛）的首次原子弹实验，那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引人入胜。他的
研究任务是研究冲击波对靶船表面结构的效应。
后来他参加了“特遣部队1号行动计划”，成为陆军行动计划研究办公
室的顾问。在这里他的研究问题与以前大不相同，主要是从事军事演习理论
的研究，尤其是对坦克进行分析。这种演习在一个简单的20×20英寸的棋盘
上展开，棋盘上有20辆蓝坦克和20辆红坦克，这些坦克按演习的规则走动。
而400个方格中，有的涂成黄色 （代表开阔地带），有的涂成绿色（代表森
林地区），绿格中的一辆坦克可以吃掉近旁黄色区域中的一辆敌方坦克。如
果敌对双方的坦克都处于相邻的绿色区域中，那就无战事发生，而要是双方
处于相邻的黄色区域中，战斗的胜负靠抛掷硬币来决定。这种简单的走法很
快就演变成一种极其错综复杂的游戏，敌对双方的部队的战术需用两台电子
计算机来操纵。
1948年，有关部门给他发了安全审查合格证书，这以后，他得以与专门
研究氢弹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取得更紧密的联系，从而也就为美国氢弹的
研究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
科普读物写作
伽莫夫一向喜欢把事物搞得简单清楚，在他为自己尽量简化事物的过程
中，他慢慢总结出一套如何深入浅出地为别人讲述问题的方式。在学生时代，
他就喜欢就复杂的科学课题作通俗演讲，并且还不时地写些文章发表在科普
杂志上。这些导致了他在1937年前后写出了第一部——《汤普金斯先生》。
在那故事中，他试图对宇宙空间的弯曲和膨胀的效应进行粗略夸张式的描
述，使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明白弯曲的膨胀空间的复杂概念。
他选择了汤普金斯先生这样一个好奇聪明而又无知的银行职员的形象作
故事的主角，使人读起来既滑稽开心又领会了其中的科学道理。
他把稿子投给《竖琴师》杂志，可是遭到了退稿，他又相继投给《大西
洋月刊》、《花冠》和其它一些杂志，都没有成功。
1938年5月，他去波兰参加华沙毕苏斯基大学举行的物理学新理论会
议。与会者是些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玻尔、朗之万、纽曼，还有来
自英国的查尔斯·达尔文爵士。
在会议中的一天，他和查尔斯聊起科普文章的事情，查尔斯建议他把稿
子投给剑桥的G·P·斯诺，他们编辑的《发现》杂志正是致力于科学普及工
作。
伽莫夫接受了这个建议，马上把稿子寄到英国，第二个星期，他收到剑
桥来的电报：“大作将在下期刊登。请多来稿。斯诺。”这就是他科普创作
的开端，以后，《汤普金斯先生》的故事一个接一个地相继出现在《发现》
杂志上。
大约半年以后，他几乎同时收到两封信，一封来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美国
分社经理曼斯布里奇，他建议把《发现》杂志上刊载的《汤普金斯先生》故
事系列出版成书，只要略作补充就可以了。这样，伽莫夫第一本科普作品《汤
普金斯先生游历奇境》就诞生了。
第二封信来自海盗出版社，他们请伽莫夫写一本科普书籍，这结果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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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他第二本书：《太阳的生与死》的问世。
这两家出版社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书籍出版者，尽管偶尔他也为其他出版
机构提供作品，例如，他曾为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写过一本供大学使用的
物理学教科书——《物质、地球和天空》。
伽莫夫的第三本《汤普金斯先生的故事》是写他在生物学领域里的探究，
这本书的出版与他个人和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关系，并直接导致他与第一位妻
子罗婚姻的完结。
1953年夏，正是这本书出版时，他却不得不去英国参加美国、加拿大、
英国军队的作战分析人员联席会议。他定于8月乘船赴英，曼斯布里奇打算
去码头给他送行，同时把新出版的《汤普金斯先生认识生命真相》第一本样
书和一瓶酒带给他。但到了那天出现在码头的却是一位容貌端庄的小姐，给
他带来了书与酒，她就是巴巴拉·珀金斯。在以后的几年里，伽莫夫每次去
纽约都能见到巴巴拉，他们一起看电影，去俄式饭店吃饭。最终他们的恋情
有了结果，1958年10月，他们结婚了。
在伽莫夫的一生当中，他最大的兴趣是攻克自然界的难题，不管是物理
学的、天文学的还是生物学的。然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科学研究要取得进
展需要一种灵感，而新颖、激动人心的思想并不是每天都会出现的。每当他
苦于缺乏新鲜想法来推动自己的研究时，他就写一本书；而每当灵感来临，
写作就放在一边了。就这样，他写了20多部科普著作，也因此获得了1956
年卡林伽科普奖。
他的一生都在探寻着那些能够解释世间事物的具有极其简单形式的科学
理论。在他逝世前不久还向妻子讲述了一个梦。梦里，他仿佛加入了牛顿和
爱因斯坦等伟人的行列，并像他们曾经发现的那样，他也发现了一些形式极
其简单的终极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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