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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不早告诉我？”司令员责备说。
“政委不让我晚上告诉您，后来还是我自作主张。”彭司令员坚实的脚步声在楼板上一响，陈政委马上知道是他来了，立刻开门迎接。
“你这老头，这么晚了，还来做什么？”
“来给你贺喜呀！”
“贺什么喜？”
“恭喜你戴高帽了。”
“嗨嗨嗨嗨！”
“还笑！”彭其往沙发里一坐，“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呀？也讲出了一点道理没有？”
“他们本来是要抓前段当过工作组的人，我赶去做工作，就把我缠住，逼我承认搞了反动路线。这样的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大事上面讲错一句话，了不得呀！我只好说，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哪里知道，这就把他们惹火了。”
“工作组到底是不是反动路线呢？”
“地方上的工作组，都被当作反动路线在批。我们军队的工作组是总政决定要派的呀！军队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怎么能随便乱讲？宁肯戴高帽，也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他们为什么那样恨工作组？是不是在那里整人太凶？”
“谁知道！前段运动是政治部管的。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
“就是啊！”彭其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整。”
“可是群众运动一来就难讲啦！”
彭其不由得心中一噤，突然问道：“帽子呢？拿来我看看。”政委叫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把高帽拿了出来。
“哦，真是宝贝呀！你怎么不派一个团把它保卫起来？”司令员接过高帽里看外看，念着上面的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他的狗头！……滚他妈的蛋！”念完往地下一丢，“这个革命，水平比我们那时侯高得多啊！‘滚他妈的蛋’！好！好得很！这一骂，人家都怕了。”
“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叹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方有红土，打算从警卫连派一个班，去拖两汽车回来。”
“你同意他了？”
“我不同意，他就骂起来，‘当了官，忘了本，糟蹋军费你不心疼，我……我……我也造反了！’跳起来喊，喊完就走了。”
“唉！这个人哪，总不接受教训。”
“他要碰鬼的，你看吧！”
“唉！”陈政委想起了往事，“我们那一块子地方，同着出来搞革命的四十七个，死来死去，死得只有两个半了，我只能算半个人。”他扭动肩膀摆了摆那只空袖筒，“好多聪明的，本事大的，都一路倒下去了！就剩你、我、他。他这个冒失鬼，死了五回没有死成，一直活到如今。你能活过来就不错了，还要逞当年的好汉。如今是什么年月？你那浏阳共产的好汉拿到今天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讲过一万次了，他不听；我跟他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不听。他还这么搞，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吓他一家伙，看吓得住一点不？”
“他不怕你吓，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吓得还少了？死也吓过，当分子也吓过，每回都是我们给他解救出来。他晓得反正有人给他解救，他不怕。你解救了他，他还是一样地骂你。最好把他送回浏阳去，给他盖一栋房子。”
“那呀，他又会在那里把人家骂得鸡犬不宁，哪里都能如他的意呢！”
“只怕会把他算进四类分子的圈子去。”
司令员拿起烟来，用打火机点燃，好像背部有些酸痛，向后靠着，贴在沙发上，把头抬了抬，感到舒服些了，又慢慢摆动着，接连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政委“哦”了一声，想起了新的话题，侧过身来说：“你晓得李康的情况吗？”
“他怎么了？”
“刚才他的孩子来了，从孩子口里听来，他情绪有点反常啊！”
“怎么？”司令员注意起来。
“他抱着孩子问：‘要是你没有爸爸了，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这是什么意思？”
“自杀？”
政委沉默，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打下过沉重的永久的伤痛。在战场上炸掉胳膊的事，在医院里开刀的事，肉体上是怎样疼痛的，他早就忘了，不管怎样费力去回忆也讲不清楚了。但“自杀”这个词汇就同无线电对正了波长一样，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就会立刻使隐痛发作，妻子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起来。眼就要昏花，四肢会松弛无力，在旁边无人的情况下，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影响到连吞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是政委，但不愿意同那试图自杀的人做劝解工作，他不能做那个工作，不知讲些什么话好，而且他担心在别人面前暴露他自己的秘密。司令员冒里冒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他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好，便装作有事的样子，站起来，走出去……
司令员好像有所感觉，他后悔了，心里很烦乱，怎么到处是张口就要犯禁忌呢？就像在战场上误入地雷阵一样，举步维艰。真不如打仗痛快，要死就去死，爆炸声一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死就冲杀上去，左劈右砍，血肉横飞，淋漓尽致。这样的年代真不好过，舒适的楼房、轿车、讲究的伙食，都不如骑马、走路、住牛棚、吃炒面的好。他多么怀念那过去的年月啊！这出生入死的一生，有点像唱戏一样，现在是已经卸了装，感到疲倦、烦渴了。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
政委回来了，果真像出去办了一点小事而让客人空等着，因此意识到很不礼貌似的，带着歉意微笑一下，掩饰得很成功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去跟他谈谈吧！”他坐下说。
“唔。”司令员点头答应，也走过来坐下，“那时候从延安送到新疆国民党航校学飞行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叛徒？”
“要是就都是，要不是就都不是，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这件事情真奇怪。在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时而合作，时而敌对，敌对时，国民党抓了我们的人，合作时，经过谈判，他们放人了。这放出来的人，受过坐牢的考验，本来是宝贵财富嘛！为什么宣布他们是叛徒呢？历史上早有结论，今天为什么又翻出来搞呢？”
“现在还搞不清楚，不过，恐怕也不是单单为了他们这几个人的问题，后头只怕还有文章。”
“什么文章呢？”
“一边走，一边看吧！”
“我是打仗的，头脑简单，不懂政治，搞不清楚，搞不清楚。”
“你以为搞政治的就一定搞得清楚吧？反正，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不理解的也执行了再说。”
“还是在浏阳闹共产的时候好。”彭其开始忆旧，“只晓得要饭吃，要分田，要平等。都是些穷光蛋，谁的碗里也不多一份，谁也不去抢谁的，一升米是分着吃，一斗米也是分着吃。一起干的人，不管你姓张姓李，都比亲兄弟还亲。土豪劣绅跟你作对，白军跟着你屁股追，大家的生死都连在一起，死了一个同志人人哭，打了一个胜仗高兴得要死：想骂娘你就骂娘，想讲怪话你就讲怪话，那个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叫怪话。也不见哪天夜里睡不着，只怕睡着了不得醒。回家回不得，要杀你的头；闹不团结闹不得，白军会赶来吃掉你。那个时候几单纯，几痛快！现在，太啰嗦，太麻烦，太复杂！经常有些多余事要你去想，想又想不清。我不行，我这个人不行。我早就在想，如果同意退休，我退休去，住到乡里，搞一块地给我，栽点南瓜辣椒自己吃。走遍天下，九九归原，目的还是达到了，饭有吃的了，再不得要我去烧炭了，再也没有土豪压迫我们这些人了。”
“那不行的！”
“是啰，我晓得是不行的啰！下一步我那个问题还不晓得怎么办。”
“你是要做点准备啊！”政委郑重地提醒他，“听江醉章的口气，上头对你的检查不满意啊！”
“还要我怎么讲呢？我反革命，我修正主义，我是军阀，是土匪？”
“总而言之，要做点准备好些，现在正是运动的时候……”
“罢官，撤职，开除党籍，随便怎么样，快点解决，解决了痛快些，就是不要叫文工团来揪住我胡搅。”他又将一根没有吸完的香烟在烟缸里戳熄了，扔在里面，“文工团在斗你的时候漏出一点口风来吗？他们晓得我们那些事不？”
“斗我的时候没有扯别的，只讲了反动路线。”
“鬼晓得他们在北京搞了些什么名堂！当初何必搞这么个文工团呢？自讨苦吃。戏又不会演什么戏，麻烦一皮箩。我当时就反对搞这个鬼，你硬是要搞，搞得好吧！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眼睛触到挂在墙上的那件军衣，“那就是刚才挨斗时穿的衣服？”
“唔。”
司令员走过去，拿起军衣来翻动着看：“连我们斗土豪都没有这么搞过，畜生！”他把军衣重新挂上，“不行，不能让他们这样无法无天。这还得了！还像个军队？不行，这要管一管。”
“现在你管不了！”
“我还是司令，还没有撤我的职。”
“这不像平常了！”
“什么平常不平常！军队，就要令行禁止。”
“你要冷静一点，群众运动嘛！”
“什么群众运动！是群众乱动。你忍得你就忍吧！我，不论有多大的风险，也要管一管这个事。”
“你看到《红旗》杂志十二期的文章吗？还要揪军内一小撮呢！”
“看了！”
其实，陈政委有所不知，彭司令员所以这么注意文工团的动向，不仅因为文工团给兵团政委戴了高帽抹了黑，也正是因为他看了《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想到文工团可能迟早会要来找麻烦。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政委都这样斗了，如果他们摸到了司令员的底细会怎么斗呢？必须使他们冷静一点。不怕会上做检讨，就怕那“群众乱动”搞得你有理说不清。那些个幼稚的青年人，这样闹下去，迟早会要闹出大乱子来的，也只有使他们吃点亏，看能不能清醒一点。这样的事，非手上有权的老一辈人，谁又能做呢？
“我告诉你，我要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