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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上堆着厚雪，只有铁轨还裸露在外面，此时沿着铁路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不但希望渺茫，而且每迈动一步都非常困难。
“政委……”徐凯望望铁路线，又望望政委的脸，意思是说，你看这能走吗？
政委没有吱声，抬腿踩进了深雪中。他穿的是浅口皮鞋，立刻有雪粒灌进鞋里去了，他顾不得，好像彭其就在前面不远处横躺在路轨上，等待他迅速赶去。只见空袖筒在雪垄上飘飘摆摆，两个人影扑扑腾腾地向远处走去。
“政委，”徐凯说，“您看这里并没有什么脚印。”
政委不睬。
“下雪以后还没有人走过。”徐凯又说。
政委像没有听见。
“政委，我们不要走了，他没有到这里来。”徐凯赶上一步，想挡住政委。
陈政委提步一转，干脆走到枕木上去了，徐凯也只得跟随他走上枕木。枕木上的雪层浅多了，但高低不平，走起来仍很困难，陈政委毫不在意，加快步子往前面疾走。
“这很危险！”徐凯气喘吁吁地吐着白雾提醒说。陈政委只有喘气的声音。
远处有火车叫了一声。徐凯警告说：“火车来了，快走下面去。”
陈政委还是没有听见，加快步子小跑起来。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上的病，忘记了这是不许走人的地方，几乎也忘记了跌跌撞撞直往前奔的目的。他怀着一种负罪的心理，一种想通过糟践自己来减轻压抑的心理，麻木不仁地拖动两腿。他丧失了自制的能力，大脑已经休息，代之以一根发条在牵动四肢。他听不见自己走路的响声，感觉不出背后还有人跟着，雪花在鞋里溶化他不知冰冷，寒风削面几乎要撕下他的耳朵他不知疼痛。这有什么意义呢？走了这么远不见有任何踪迹，还走到哪里去呢？你能走到这条铁路的尽端吗？往南一直可以走到海边去，往北可以通过西伯利亚直到欧洲。你有什么根据确认他躺在铁轨上呢？即使真在铁轨上，他也早就分身几段了，你把他找到又有什么用？陈政委意识不到他的行动是盲目的，他的理智冻僵在酷寒的空气里，惟有四肢还在被发条牵动着不住地动弹。火车又叫了一声，距离已经很近了，车灯的光柱照得冰树的枝桠闪闪烁烁，铁轨在脚边震动起来。
“快下去！背后来车了！”徐秘书大喊了一声。
陈政委仍往前走。
“呜——！”火车汽笛在背后长鸣，带着呼呼的风声扑上来了。
陈政委加快了脚步。
“政委！”
徐秘书抢上前去，拽住了政委左边的空袖筒，来不及说明，往路边一拖。政委差一点跌倒，徐秘书将他抱住。火车呼啸着擦身飞驰过去，声浪如天崩地塌从头顶压下来，徐秘书心有余悸，抱着陈政委止不住剧烈地颤抖。
火车过去了，谁也没有看清是客车还是货车，陈政委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感到全身无力，手指僵硬地散开，发抖。
“政委，快回去，您的病又要发作了。”徐秘书焦急地喊道。
“不，不要……”陈政委把徐凯的手推开，自语道，“是我害的他……”
“怎么是您害他呢？”
“你不晓得，小徐，你还不晓得我们那些事，我们是死结同心一起参加共产的。这个半年，我……我拿刀子杀他。他不晓得我的难处，我跟他没有机会在一起谈谈，他以为我是自己要杀他的，他看到我……我当组长，我喊起来比别人的嗓子还大，我，总是讲‘不老实！不老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恨别人，恨我，他恨我，他想不通，我刺伤他的心了，是我的罪过啊！我的罪过啊！小徐，你晓得吗？是我的罪过啊！”
“您别想得太……政委，现在还不能断定他是自杀了，说不定是到哪个地方告状去了呢。”徐秘书竭力安慰自己的首长。
“不，他到哪里告状？他又不是不晓得，那些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呢！他不会去找什么人，只好找马克思。我晓得，小徐，你不要宽我的心了。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我不该到北京来，两次都不该来。”
“不来怎么行呢？”
“住疗养院，早住进疗养院就好了，我不该呀！我害了他呀！”
“政委！”徐凯声音颤抖，流出泪来了，“我们往回走吧！我看您的心脏病……快回去吧！要是您有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政委，您要为我想想，回去吧！我搀着您走。”
陈政委怜悯地望望徐凯的脸，缓慢移转身子，服从了自己的秘书。在徐凯搀扶下，一路往回走，还在不停地重复念叨着：“我害了他呀！我害了他呀！”
将要回到轿车去以前，徐凯提醒说：“政委，上车以后不要再念这些话了，压一压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呀！你知道司机是什么人呢？咱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如果他是带任务来的……现在处处都要注意，没有必要多陪进去一个人，一点好处也没有。您看呢？政委，您要控制，有话回招待所再说吧！”
陈政委到底是能忍耐的人，听徐凯一说，将利弊一权衡，觉得在理，便点了点头。
轿车开动了。根据陈政委的要求，暂不回招待所去，至于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实在没有主意，只好叫司机决定，认为哪里应该去看看就往哪里开。一路上，徐秘书与司机多说了几句话，内容大致是：彭其失踪所以能叫陈政委十分着急，是因为彭其在空四兵团的党羽还没有查清，如果任其隐藏下去，将是后患。不能叫彭其轻易地死掉，必须把他找回来，带回南隅还要继续斗下去。司机似乎不太关心这些，也许是徐凯多心了。
从冰天雪地的夜晚过渡到天明，变化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看到街上的车辆和行人逐渐多起来了，才引起了注意。天上不再下雪了，只剩干燥的西北风还在吹得树枝上的冰棍互相撞击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昨夜大多数人都睡得很晚，因此早起的人不多，使人感到这个新春是懒洋洋来到这座城市的，没有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当然也不会把它拒之于门外，各家各户迟早总有人开门走出来。街上终于热闹起来了。
轿车在大道上缓慢地行驶，好像它是属于去年的，已走到终点了，油尽火熄了，仅剩一点惯性还能使它最后滚动几下。
“停车！”徐秘书突然喊道。
“什么事？”陈政委眼前闪过一道希望的火光。
“我看见一个人。”秘书说。
“是他吗？”
“不是。”
车停了。徐秘书来不及把一切说明，急忙拉开车门跳下去，往车后一阵急跑。陈政委推开车门，看着他跑上人行道，绕到一个穿棉军大衣的空军干部前面，回过头来，两人站住说话。不久，徐凯带着那个军人朝轿车走来，一直来到跟前，陈政委才看清了，他是文工团的造反头头范子愚。
“政委！”范子愚行了一个军礼。
徐秘书抢先报告消息说：“人找到了。”
“在哪里？”陈政委惊喜得不可抑制，居然跳下车来。
“到车上去说吧，外面太冷。”
徐秘书把政委劝上车，又叫范子愚坐进来，再吩咐司机把车开到路边去。
“他在天安门跳河了。”范子愚说。
“什么？”陈政委又是一惊。
徐秘书担心着政委的病，便对范子愚说：“快把他怎样得救的过程说清楚。”
范子愚简单地说：“他跳河了，没有死，只摔断了一条腿，遇上一个下晚班的老工人把他救起来背回家去了。”
“在哪里？”政委问。
“在赵大明家里，那老工人正好是赵大明的父亲。”
“现在还在那里吗？”
“可能送医院了。”
“哪家医院？”
“不知道。”
“你怎么晓得这些情况的？”
“我……”范子愚低下头来，因有难以言说之处，踌躇了一阵，“我正好住在他们家里，亲眼看到的。”
“开车！到赵大明家里去。”陈政委命令说，“小范你指路。”
轿车开动了，徐秘书提出异议说：
“政委，先回招待所去吧！反正人已经进了医院，现在可能正在动手术，去也没有用。再说，赵大明和他父亲可能都到医院去了。”
“车子转去看看不要紧嘛！”陈政委坚持。
“不，”徐秘书扯了扯政委的衣袖，“要首先回去把消息报告空军党委，要去就跟他们一起去。”
陈政委想了想，觉得秘书考虑得周到，便同意了。他问范子愚：
“你还有事吗？”
“我想向政委……”范子愚吞吞吐吐地说，“汇报一点事儿。”
“什么事？”
“是……是很重要的事，要慢慢儿说才说得清楚。”
“就让他跟我们到招待所去吧！”徐秘书建议。
陈政委点了头。于是，轿车开回了招待所。
吃过早餐以后，陈政委问范子愚要汇报什么，范子愚仍旧吞吞吐吐，不时望一望坐在旁边的徐秘书。徐秘书领悟了他的意思，知道他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便找了个借口离开说：“我有点事。”
徐秘书走了，范子愚这才汇报。他有点拘束地打了一阵腹稿说：
“政委，我们那次斗彭的材料有两种，您知道吗？”
“什么两种？”
“交给您的是一种比较真实的，另外还有一卷录音磁带，内容厉害得多，没有给您，是江部长叫邬中送来的。”
对于两种材料的事，陈政委当然早就知道了，他所不知道的是，究竟为什么两种材料内容不同，录音磁带是给谁送来的。范子愚谈到“交给您的是一种比较真实的”，那么，难道那卷录音磁带是不真实的吗？明明每一句话都是彭其的声音，怎么能够假造呢？陈政委疑惑不解。
“你讲什么？交给我的那个是比较真实的，磁带呢？真不真实？”政委问。
范子愚支吾着，表情有些慌张。
“讲嘛！有什么难处？”
“我不知道……”范子愚迟疑着说，“我该不该……讲这样的事。”
“是什么就讲什么，我还没有撤职嘛！彭其倒了，我是代理书记，你不跟我讲跟谁讲呢？不要怕，是什么样子就照实讲。”
“那卷磁带是假的。”范子愚终于下了决心，“是根据原始磁带复制出来的，把当中一些不要的话跟不要的字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