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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湘没有停止她的抽泣，赵大明的侃侃而谈不过是一首哀歌的伴奏而已。
“对于司令员，”大明说下去，“不管我们作为他的亲属也好，革命队伍中的长辈和晚辈的关系也好，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爱他、尊敬他，我们就要帮助他过好眼前这一关。革命老同志可不像我们青年这样容易接受改造，他们的背上有包袱，他们的改造会比我们更痛苦。我几乎每天每夜都在默默地想，最好是司令员能够主动地、高姿态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像吴法宪司令员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一样。那样该有多好呢！群众满意，自己也不背包袱，轻装上阵，继续革命，对革命，对自己，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湘湘，你劝劝你的爸爸吧！”
“你是故意装糊徐还是真有那样天真？哪有那么多好人好心肠！那么简单就完了？”
“不！只能这样，只能相信群众相信党，要不然，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告诉你们那些造反英雄，把我爸爸抓去，打他个半死，逼着他承认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开除军籍，送去劳改，拉去枪毙。”
“别说气话，湘湘！”赵大明慷慨激昂地说，“假如到了那一天，你爸爸真是不能够自己教育自己，需要群众运动来帮助他的时候，我只能站在斗争的前列，不能逃避，不能当老保，不能帮助他坚持错误。不过，这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好……好……好……”湘湘气得浑身颤抖，吃力地站起来，用一种陌生的和警惕的眼光注视着赵大明，一步步往后面退去，顺手挽住一根小箭竹，喀吧！折断了，一点一点撕成细蔑丝，狠狠地说，“革命家……伪君子……我恨！”她爆发似地大喊，“我恨你！你给我滚！我再也不要看见你！”接着是类似笑声的哭声。
不迟不早，邹燕从小路上吆喝着走来：
“喝！这是怎么啦？有了矛盾斗私批修嘛！别这样……”
湘湘猛一扭头，朝小路上狂奔而去。在她站过的地方，只剩半截撕裂了的小箭竹。
邹燕被这情景吓呆了，望望这边，望望那边，喃喃自语道：“我不该来？”她通知赵大明说，范子愚要她来找他，头头们开紧急会议。赵大明像没有听见似的，望着那半截小箭竹发痴。
“你们到底怎么啦？”
“完了！”大明沉重地说。
湘湘一路急跑回家，扎进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贴着枕头，呜呜地哭泣。
眼镜片湿了，枕头湿了……
妈妈已经三次来敲她的房门，她就是不开，独自哼着她的忧愁的歌：小船啊！孤独可怜的小船啊……！
她没有吃晚饭，连水都没有喝进去一口。天早就黑了，电灯也没有开。她觉得自己的体躯已不属于自己所有，像画框里的人儿——一些线条和颜色。她觉得这个地方不是自己的房间，而是一个凄风惨惨的山谷，是狼虎和魔怪出没的地方。她觉得目前整个世界最不幸的人就是她了，人们都对她那样歧视、冷淡，那样的不公平。
司令员那坚定有力的脚步声在楼道上响起来，接着还能听见他高声嚷嚷，震得走廊两壁嗡嗡作响：
“打开收音机！快打开收音机！听重要广播。老太婆！快来听啊！”
接着，收音机响了，唱了一段样板戏以后，便是嘟嘟嘟报时的信号，下面响起了庄严浑厚的《东方红》乐曲。
“快来呀！有好消息！”司令员还在喊。
湘湘被这异常的情况吸引了，心中那悲哀的歌暂时停止吟唱，顺手拨响了放在床头边的半导体收音机。
传出这样一些话来：
“……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勾结起来，刮起反革命妖风，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向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人民解放军福州三军部队……发动了新的反扑。……我们正告那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你们把矛头指向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向革命的领导干部，指向真正支持革命左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在湘湘看来，这算什么好消息呢！全是一样的大喊大叫。她不需要这个，不想从其中找到什么希望和慰藉，也不相信这会给她带来什么力量和信心。她想象中的最好的社论还从来没有听见过，大概是很难听到的。她需要音乐，一种缠绵的、如歌如诉的，哭泣的、回旋婉转的，悲壮的、汹涌澎湃的，暴戾的、放纵无羁的……她需要感情的寄托。
她终于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天亮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夜是穿着衣服睡的。
她忽然又觉得没有必要那样折磨自己。为了谁？为了爸爸？为了这个家？为了那已经失去了的人？一概都是枉然。爸爸有那样大的权力，他还保不住自己的安全，你去操心有什么用！这个家，正如陈小炮说的，迟早总得离开，要自己靠自己，维持了今天，维持不了一百年。至于那失去了的人，既然那么容易失去，就一定不是宝贵的。不过，他那体现着男性之美的歌声却总是赶不开。无论坐着，站着，躺着，歌声总是在耳际缭绕，那不曾揭盖的钢琴也经常自动地伴随着歌声响起来。
“他不体谅我，我也决不饶怒他。决不！”她咬紧牙关一再地发誓。
这一天，湘湘的爸爸显得很忙碌。走道上脚步声频繁，还有人在跑上跑下，电话铃也不断地响。以前只有在部队有战斗行动的时候才这样。湘湘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便走出她的小天地。一眼就望见那个大个子高炮连长在楼下走来走去，好像是在等待司令员召见，准备接受任务。办公室里好像有陈政委说话的声音，湘湘溜过去听了听。
陈政委在说：
“……你有没有把握呢？现在是运动期间，一举一动都是政治路线问题呀！”
“我有可靠的消息，”司令员说，“老帅们在京西宾馆跟他们面对面干起来了，到底有人敢说话。你放心，老帅们的意见，毛主席会重视的。你研究了那篇社论吗？运动正在转向。”
“你的意思是……？”
“我要抓人，抓反革命。冲击军事机关，盗窃机要文件，该不该抓？”
“你那样做……”
“嗨嗨！你不要担心。”接下去是一阵耳语，只有他们自己听见。
不久，陈政委走了，江部长接踵而来。司令员还在走廊里就开始布置任务：
“告诉你，我要在文工团抓人，你要做的有三件事：第一，组织一个五人调查组，从明天起进驻文工团，一是查清冲击政治部机关的来龙去脉，二是宣传《人民日报》社论，教育他们以后再不要冲击军事机关了；第二，你叫新闻干事把上次拍的那些照片放大复制一套，贴在俱乐部门口，造一造舆论；第三，你把照片上这些人的名字搞确实，打印一百零七份，晚上十点钟交给高炮连连长。抓紧时间，去吧！”
江醉章应了声“是”，却迟疑着不走。
“你还有什么事？”司令员问。
“我……”江醉章似有难处地欲说不说。
“不要吞吞吐吐，有困难快讲！”
“是这么回事，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北京来电话催了，叫我明天亲自送去。这些工作，家里还有两个副部长，我马上去向他们传达，保证样样落实。”
“你又写了什么文章？”
“与运动有关的，中央布置的任务。请您审查一下吧！”
“我不看，我不看，你去你的。”
“那我就照这么办了？”
“可以。”
“是！”
江部长走后，大个子连长才被叫上楼来。
再精明的指挥员也有疏忽的时候。彭司令员没有想到，就在他做出周密部署的同时，有人已把军情刺探了去。
湘湘听说要在文工团抓人，开始时吃了一惊，接着便是幸灾乐祸，暗暗地想，“早就该抓了，不然，总有一天会把火烧进这个小院里来。让他们足足地吃一回苦头吧！咎由自取，活该！”可是，想来想去，心里总有些不安。她明知那心中的不安是什么原因，却偏要欺骗自己，“决不是为了他，我才不为他着急呢！他无情无义待我，我干吗那样痴心？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把他也抓去吧！我高兴。”
名单上到底有没有赵大明，这个问题引起了湘湘的严重关注。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她非得弄清楚不可。在爸爸向大个子高炮连长布置任务的时候，她从门外望见，爸爸的手上拿着一些照片，但看不清上面是哪些人。她情急智生，假装给陈小炮打电话，闯进爸爸的办公室，拿起话筒，眼睛却紧紧地盯着那些照片。司令员把照片一翻，湘湘一手上的话筒差一点脱手摔到地下。这不正是他吗？果然要抓他！
湘湘扔下电话，钻进自己房里，顶着门，用双手扣住胸口，心在剧烈地蹦跳。“果然要抓他！”她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地说着，神经质地颤抖起来。
这意味着什么？戴上反革命帽子？判几年徒刑？多么可怕呀！常识告诉她，死是不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戴帽子。湘湘急得在小房间里转来转去，把对赵大明的怨恨全部忘得干干净净了。她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心慌意乱地出了房门。正好听见爸爸在对高炮连长说：“……枪要上刺刀，不要显得心慈手软，缩手缩脚，要有点红色恐怖气氛，懂吗？你告诉战士们，这些人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认真对待。”听了这些话，湘湘吓得腿都软了，她望着爸爸那倔犟固执的背影，心中愤恨地嘟囔着：“就你心狠，手段毒辣，人家干了点错事，你就想害他一辈子。”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离动手抓人的时候越来越近了。用什么办法来打救赵大明呢？湘湘急得发疯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她终于下了决心，迅速从衣柜里拿了件短外套往身上一披，将灯拉熄，关上门，轻步走到楼下，来到警卫班宿舍门口，招手把班长叫出来。
“班长，我请你帮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
“十分钟以后，你给我打一个电话到文工团去，告诉赵大明，就说营门口有人找他，叫他马上出去接待。”
“这是……？”班长不明白地瞪着眼睛问。
“是我个人的事，请你帮帮忙，班长。”
“好吧！”
“他叫赵大明，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湘湘交代完毕，快步出门，跑步来到营门外，在马路上溜达，等待，不时看看手表，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赵大明一路小跑赶来，见是湘湘在等他，说不出的惊喜。湘湘扭头就往外面走，赵大明紧紧跟上。
“你到底还是冷静下来了。”大明边走边说。
湘湘却根本不搭理，只顾急急忙忙走路，一直来到大街上才停步站住，见左右无人，神色紧张地说：
“你快走！离开南隅，最好到北京去，躲一段时间再回来。不要回团里去了，直接上火车站，身上有钱没有？”不等对方答复，她已从自己身上掏出几张十块钱的票子来，塞给赵大明，催着说，“走吧！快！不要叫人看见。”
赵大明摸不着头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