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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地步，包天剑只好不再顾念顾秋水当初义无反顾丢弃军中职务，为他卖命十多年的情分，甚至为了摆脱顾秋水，把他送到姑表弟邹可仁创办的风云杂志社的员工宿舍，为顾秋水安排了一个铺位，自己则另觅一个新的住处。头一个月包天剑还替顾秋水付厂十五块钱的食宿费，而后就连人也找不到了。幸亏有位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少将：也落魄在风云杂志社的员工宿舍，顾秋水从他那里得知了包天剑的新地址，就去找包天剑讨生活。包天剑不给，说：“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活路吧。”顾秋水说：“我要回内地抗日。”
包天剑却不愿出面为顾秋水写封信，请东北军新首脑给顾秋水一个机会——如果他为顾秋水写这封信，就得为一穷二白的顾秋水负担回程路费。当初不是他把顾秋水带出东北军吗？有始就得有终。
顾秋水只好向邹可仁借钱，邹可仁哪能白白借给他钱？
既不会说广东话更不会说英语的顾秋水，在香港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他愤怒的不只是被人丢弃，包天剑简直毁灭了他对朋友，对“忠”、“诚”这些观念的信仰。颐秋水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买了把斧子直奔包天剑的住处，准备与包天剑同归于尽。当他怀揣一把斧子来到包天剑的住处时，却找不到包天剑了，原来包天剑已经潜回天津。这两个曾经同患难、共生死的人，连个结尾也没有，就这样地结束了他们多年的主仆关系。
转了一圈回到家里，包天剑兜里只剩下十…八块大洋，此后包天剑多了一个嗜好，就是对着中国地图发愣，或在地图．亡画下他的足迹，始终不明白地图上的这个小圈是怎样将他套牢的。地图很快旧了、破了，再买一张新的。破旧的、五颜六色的地图，一张张堆放在房间里，看上去与摇小鼓收破烂儿的仓库几无差异。
回天津后不久，包老太爷就自杀了。
包老太爷不是没有锦衣玉食的机会，日本人找过他好几次，企图就此笼络东北势力。可是日本人怎。么逼，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
最后一大家子人穷得连饭都开不出来，包老太爷宁死也不肯丢人现眼，让他人知道家里败落。以他断事的能力，早巳料到包家日后的下场，眼不见为净，自尊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歌舞升平、人欢马叫的包家大院败破了。包天剑自己那栋小楼更是物是人非，让他不堪回首，便带着三太太和孩子们回到北平，靠变卖家当过着每况愈下的日子。
北平那处房产，多数房子被汉奸霸占，他们只能住在后院几间小屋里，靠打小牌消磨日子。
抗战胜利后这栋房产虽然收了回来，可还是坐吃山空。到了后来，三太太不得不三天两头到董贵家要馒头吃，甚至打牌输了钱也向董贵举借，还一直拖欠着，等到钱不值钱的时候才还。
董贵还不好意思接下。包天剑就说：“拿着吧，再不拿着就更不值钱啦。”
一九四九年后，包天剑很快因病亡故，房子也卖了，当初四十多根条子到手的房子，只卖了十多根条子。显赫东北几十年的包家王朝，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幸好杂志社烧饭女佣阿苏看顾秋水可怜，每日将剩下的饭菜留给他一些，才使他不致流落到讨饭的地步。他像发迹前的韩信那样，只能乞食于漂母。
自然就落人“公子落难，小姐赠金”那样的套子。阿苏是到香港谋生的乡下女人，这样的女人在香港一般就是当下女，没有更多的盘算，不过在干完每天的工作，杂志社的同仁各回各家后，在空空洞洞的宿舍里与同样寂寞的顾秋水上床而已。他们甚至没有一起逛过街、看过电影，顾秋水在阿苏身上得到的只是享受、呵护而不承担任何责任。阿苏也从没要求过这些，就是没有正式“名分”，这样说妾不是妾、说女佣又不是女佣地跟着顾秋水过一辈子也安心安意了。阿苏明白自己的地位，没文化的乡下女人有什么好命？她对顾秋水说：“我就是跟着你当一辈子保姆也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两性关系。而且阿苏并不知顾秋水的底细，还以为他是家大业大的人，他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将来总有发迹的一天。悲愤之下，顾秋水将他落魄的经历写了一篇叫做《门客》的小说，居然得到发表，他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挣钱吃饭的办法，真是挣扎活命中的一线曙光，哪里有二十世纪末小说家的潇洒——“玩儿”一把文学。或挣盒烟钱，再不像吴为那样把文学当个事儿。
从此他便开始写些小说或杂文，登在刊尾或报屁股上。特别是他写的《流亡十年记》，记录了追随包天剑，从九一八事变到香港前后下年的思想历程，深得著名进步人土金奉如的赞赏，便向风云杂志社社长邹可仁推荐。
杂志社也的确需要人手。邹可仁见顾秋水能写点东西，文去过延安，上过延安的抗大，这点资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卒子。何况顾秋水七七事变前在东北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时候，邹可仁同时为代理校长，还算是旧时相识。
邹可仁接过东北王们未竟的事业，又以：“民主”为旗帜，组织政党，招兵买马，以收复在东北的势力、财产，重新称王东北。他创建发行的《风云》杂志已是一块相当重要的舆沦阵地，又很会拉拢人，形势十分看好。退一步说，即便不能再称王东北，如果组党成功，也算一党一派，不管将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都是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个政客也有他的老练之处，在反右之风始于青萍之末就看出事情不妙，堂而皇之地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机灵地向周恩来总理递了个条子请假，提出要到香港料理家务。因为香港还是英国属地，去香港要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手续。他的家的确在香港，这个理由很充分，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同意，当即在会上宜读了邹可仁写的条子，然后冷峻地巡视着会场，问道：“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偌大会场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只有邹可仁梗着脖子，决不收回自己的请求，并终于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茶开展之前，逃离开去。顾秋水就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和幸运，以极右派的下场告终。
八十年代邹可仁回内地访问，再没有人对他说“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了，而是住北京饭店贵宾楼，享受着贵宾的待遇。
最受株连的却是金奉如，他那个“政委怎么当的，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失误？本该有所升迁的金奉如，从此终老在这个“政委’，的位置上。
顾秋水于是进入风云杂志社，成了邹可仁口袋里的人物。
当邹可仁把这份恩惠赏给顾秋水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对他说：“这是我们对你的特殊照顾，——换了别人，谁也难以得到这个职位。”
进入风云杂志社后，顾秋水不但解决了饭辙，更有了自己也木曾料到的发展。
一九四O年后，内地许多进步人士、文化名流，由重庆、上海等地相继来到香港，形成一股要求民主、抗战救国的热流，风云杂志社便成为他们的一个文化阵地，正像罗斯福号船上那位夫人所说，风云杂志社在当时可以说是民主、抗日、救亡主张的一个喉舌。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该杂志还特地出版了一期《人权》专号，反对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和卖国勾当，并由顾秋水主笔，撰写了一篇《人权斗争论》。
顾秋水这篇水平不低的《人权斗争论》，与进步人士金奉如的启发密不可分。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位自其民主党派创立初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的金奉如先生去世时，他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顾秋水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尽管几十年来人们有所猜测，但猜测归猜测，不能代替事实。一旦这个猜测被证实，顾秋水还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什么金奉如几十年来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即便公开又能怎样呢？
继而又设身处地地想，也许当初就隐瞒着，到了后来反倒不好说了？而当初又为什么要隐瞒这个身份呢……真是高瞻远瞩啊！
顾秋水怎么想，怎么也不能明白这种隐瞒身份的意图。想着、想着，一惊，——类似的事情想必不止金奉如这一档吧？
对着报纸上的金奉如遗像，顾秋水看了又看，怎么看也是“不像了，不像了”的感觉，不禁回忆起其党创建初期的日子。
当时，邹可仁以“东北同志会”为资本，以北方实力派身份参加了新成立的这个民主党派。“东北同志会”是张学良将军于西安事变前亲自领导组建，成员几乎囊括东北军少壮派的组织。不久以后，邹可仁就被推举为该党领导人之一。
香港的东北抗日人士，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顾秋水花七十块钱买的那套英国西服，正是为了这个庆典。他也考虑过是不是买套日本西服，每套比英国西服便宜二十多块钱，转而又想，何必在二十块钱上算不过账？香港是一个处处要人明白它是一个比英国更英国的地方。如果此后想在上层人士中活跃一番，打开局面，怎么能不英国起来呢？再说他的月工资已有二百多元，市井中五毛钱就能吃顿饱饭，三十个饺子或一碗面，这笔花销应该不算过分的糜费。当然他后来也买了套日本西装，留待平时穿用。
顾秋水是庆典活动的组织者，那一天很出风头，英国造西服尤其为他增辉。
跟随包天剑多年，顾秋水已积累了很多这样的临场经验，对主子又非常忠贞，这一类行政事务，邹可仁既放手又放心。可是顾秋水已经不是追随包天剑时的顾秋水了，虽然尽忠尽力，却不像当年望着包天剑那样多情地望着邹可仁了。他那逢迎的眼神后面隐藏着轻蔑，暗暗地说：邹可仁，尽管你穿着名牌，留学美国，就凭你那个四棱脑袋，那截又短又粗的红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东北农村的大车店老板。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顾秋水觉得，不论邹可仁还是包天剑，都是酒囊饭袋，要能耐没能耐，要胆子没胆子，离了他什么也干不成。
此时恰值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特使拉摩尔迪途经香港，滞留香港的东北抗日人土起草了一份《上拉摩尔迪书》，希望通过美国对蒋介石的压力，营救张学良将军。签名人士有邹可仁、顾秋水……而且顾秋水的签名还很靠前。自一九四O年八月进入风云杂志社占个铺位，到上书拉摩尔迪，顾秋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从一个忠臣不事：二主的马弁，成为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一颗新星了。
但顾秋水始终对金奉如怀有戒心，每每与金奉如共事，都让他想起在延安的日子。他总觉得金奉如身上有一种他既不喜欢又很熟悉的东西，有天忽然明白，那就是…种“延安味儿”。
也许金奉如感到了顾秋水的怀疑、戒备，也许没有。在各个政党之间，共产党一向提倡诚心诚意，开诚布公。不知后来金奉如的秘书介入顾秋水的家庭生活，是否与顾秋水对金奉如，也就是对共产党的隔阂、戒备有关。
顾秋水正要大展鸿图之时，叶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