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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