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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的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68。被燎掉的大胡子
同治五年（1866）一开春，已经被各地民教纠纷搅得焦头烂额的总理衙门，迎头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国公使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提交抗议照会，说是在直隶的宁晋县发生了一起恶性教案，法国传教士艾清照被该县双井村村民张洛待设计陷害，以火药轰伤，“几至殒命”，而宁晋县政府有意袒护凶手，竟然放纵不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查明此事，严惩罪犯以及有关官员。
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由于拥有天主教的护教权，加上挟刚刚战胜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总是特别地蛮横，动辄派来炮舰以武力威胁。总理衙门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着什么，随即致函要求直隶总督官文务必查清此案，给洋人一个说法。由于总理衙门是由当时权势正盛的恭亲王奕领衔，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直隶总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张树声立即派人查案，并亲自督办。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这场在法国公使眼里蕴涵着莫大阴谋的害命大案，原来竟是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
据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间，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农民张洛待的十七岁的二儿子张书琴不知怎么就中了邪，成天价弄神弄鬼，一会儿说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觉，一会儿又说有仙人把女鬼赶走了，但要把女儿许给他，还弄出了两张画着不知什么东西的纸片，说是仙人给的信物。张家在双井算是个富户，不仅年年余钱剩米，还有能力开个家塾，请了先生在家教二儿子念书。张洛待自家虽然没有挣上一个半个功名，但却是本村乡绅刘洛明副榜老爷的女婿。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所谓的副榜，就是省试（即举人考试）正取之外的副额，人称半个举人，但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是在名声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说张家在当地说不上是有钱有势，却也处处让人高看一眼。满心指望二儿子读书用功，挣个功名，也好光大门风，所以虽然早就给儿子定了亲，但为了让儿子安心攻读，所以放出话来说是要等到儿子满二十岁再行迎娶，可是眼下儿子神神鬼鬼地闹，老师散了学不说，把个家也搞得鸡犬不宁。于是，张老先生决定提前给儿子迎娶，按民间的习俗，“冲冲喜”也许就能把邪给冲走。
说也奇怪，一听说老爹要给自己娶亲，张书琴竟然真的安静了许多。而张洛待反而担心了起来，一面张罗着迎亲事宜，准备彩礼，安排花轿，还从本村开杂货铺的阎胖子手里买了几斤火药，等新娘子进门放铳好用，一面又害怕万一迎娶的当口儿子犯了毛病，丢人现眼不说，把婚事给搅了可就麻烦了。于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请个法师驱邪。也是合该有事，与张洛待交情不错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来一直把儿子送在张家家塾读书，家塾散了，儿子读不成书，所以对张书琴中邪的事他也很关心，见张家想请法师，就出主意说他们外国神甫很灵验，教民们从来不沾染邪祟，不如请神甫来念经驱邪。张洛待动了心，答应让李洛来去请。
然而，李洛来应承下来之后几天没有回音，说话间已经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这天晚上掌灯时分，法国神甫艾清照突然由几个教民陪着来到了张家。仓促之间，张洛待有点措手不及，慌忙点起一支蜡烛将教士一行迎到了儿子读书的“学房”，却忘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还放着放铳用的火药，为了让蜡烛亮一点，他习惯性地剪下了蜡花然后随手一扔，转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刚刚迈出门口，就听身后一声巨响，火起烟冒，外国神甫和几个教民被燎得狼狈不堪，满脸烟火，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火苗，一边往出跑，嘴里还大声咒骂着。
第二天，被烧着了的教民一纸诉状，将张洛待告到了县衙，说他设计谋害外国传教士。宁晋县令汪显达像大多数心存“模棱”的地方官一样，碰上麻烦的案子就想给它模棱过去。他提来了原被两造，看验了艾清照等人的伤处，发现洋教士虽然胡子被燎掉了大半，脸也有点灼伤，衣服被烧了若干洞，其实并不严重，其他的教民被烧的情况也差不多。当堂审问被告，张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从何而来，汪县令居然也就不再追问，要张洛待给被告赔偿烧坏的衣服和负担医疗费，然后宣布退堂。教民金池兰不服，大声抗议，汪县令喝令掌嘴，于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个嘴巴。如果汪县令知道，这几个嘴巴，后来居然断送了他的前程的话，那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手中的令签扔下去的。
本来，洋教士虽然被燎掉了赖以跟中国人区别的标志之一的大胡子，但并没有像那几个教民一样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断定张洛待是存心要谋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县令的模棱断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却激起了他的无名“洋火”，一个小报告通过主教打到了法国公使那里，事情就这么闹大了。
为了给法国公使一个交代，由省里派下来的“委员”们不再敢模棱，提来了所有与此案沾边的人，经过一番刨根问底的审讯，大概还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仅张洛待招出了火药的由来，而且张洛待儿子张书琴也坦白说他的弄神弄鬼，其实是为了让父亲早一点给他娶亲故意装出来的把戏，连那两个鬼画符的纸片，也是按小说《玉匣记》里的东西照猫画虎搞出来的。显然，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才子佳人的小说要比四书五经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这里，按理应该结束了，然而却拖出了一个有点悲惨的结局：张书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发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给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为奴”，张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宁晋县县令汪显达也被“交部议处”，结果不问可知。
这个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没有死人，没有人抢东西烧教堂，洋人也没有因此而开来炮舰卸下炮衣，却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它有点像一只扎眼的“白乌鸦”，令许多研究这段中西冲突史的人们为难。
在中国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热衷于驱魔祛邪，这多少让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驱魔法这些功能应该是中国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来的洋教给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长此道的，怎么会突然间冒出来个洋教士为人祛邪呢？其实，在案发当时，连直隶总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发现在他先后两次提及“天主教向无符咒及作法驱魔等术”，显然，他是将此视为此案的疑点提出的。在我们有些研究者眼里，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与科学和先进联系在一起的，从利玛窦时代开始就是如此，我们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利玛窦带来的欧几里德、世界地图和三棱镜。那么，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来解释呢？显然不是。不少由中国的天主教教会自己编的文献如《拳时北京教友致命》，记载了许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驱魔驱鬼活动，而且往往是由于中国本土的僧道和术士法术不灵的时候，西方教会的把戏才冒出来，而他们的成功，往往会拉动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的同事干过的事情。
无疑，驱魔祛邪属于巫术和半巫术的行为，天主教的确不精于此道，但是，任何宗教无论其形态如何完备，总是难以完全清除巫术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主观上就没有与过去的巫术痕迹划清界限，其现代气息本来就有限。而中国农民的宗教价值，从来都是有用才信的实利主义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实也不例外，发展新教徒，更是需要凭借一些实际的“神效”来吸引和招徕。正因为如此，天主教才会频繁地进入传统的半巫术领域，而这个领域所辐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国农民对所有进入他们视线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错，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没有专门的驱魔仪式，但是他们可以用诸如念经和洒圣水这样简单的仪式来替代，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的考虑无疑是传教对象的需要。因为这种来自中国传统的强大需要，往往是他们能否在中国农村站住脚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说是洋教不自觉地中国化的结果。双井村教民的推荐洋教士和富户张洛待接受推荐，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根深蒂固的工具价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药爆炸的意外，很可能双井村从此至少会添一户教民，事实上当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们明白了自己原来是在见鬼，其实错怪了张洛待之后，他们的确对这场官司有些后悔，案卷上记录的洋教士的“口供”虽然没有明白地表露出来，却也不乏悔意。
这个教案的案卷给我们透露的另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农民对于基督教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