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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你认为萨比奇先生在查案的过程中，需要事事向你汇报请示吗？”斯特恩问。我猜，他可能是想为我迟迟没有催要指纹报告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一般都会给自己的属下一定的自由。”
“很好。那么，雷蒙德先生，萨比奇先生在调查波尔希莫斯女士的谋杀案时，他是知道你对他的信任的吧？因为你们过去一起办了很多案子，还包括不少大案要案，你都表现出了对他的信任。”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但在以前办案的时候，我确实很相信他。”
“比如说。”斯特恩接下来说的话，大家都没有料到，“你曾经让萨比奇先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解雇尼可先生，是不是？”
尼可猛地站了起来，拉伦很不悦，他立刻让双方律师退席。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会把律师叫到一起，开个小会，但拉伦为了不让陪审团听到我们说话的内容，让我们离开法庭，站在他法官室外面的一个小厅里说话。
尼可、莫尔托、肯普、斯特恩、我，还有一个法庭记录员跟着拉伦从后门走出了法庭。大家都看出来了，法官对斯特恩很不满。法官认为斯特恩最后的那个问题太不恰当了。
“我们现在是在干吗？”他问斯特恩，“翻老皇历吗？这是把打官司变成了人品之间的较量吗？”
莫尔托和尼可说个不停。他们说，检方和被告之间过去的矛盾和本案并没有关系，拉伦显然同意他们的说法。
“法官大人。”斯特恩说，“我们并不是想指控尼可先生存心报复，故意对萨比奇提出了这样的诉讼。但我们认为，这件事可能会说明他现在为什么会受到误导，以及他是怎样受到误导的。”斯特恩没有明说，但却暗示了误导尼可的正是莫尔托。斯特恩从一开始就非常小心，他一直以来针对的就是莫尔托，而非尼可。尼可现在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陪审员都认识他，而莫尔托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又或者，是因为莫尔托一开始就承诺不会上庭作证，斯特恩想好好利用这一点。
“斯特恩先生，尼可有没有受到误导，为什么受到误导与本案无关。你不会是想要从这上面做什么文章吧？”
斯特恩严肃地说：“法官大人，我们认为，萨比奇先生在这个案子中极有可能是被陷害。”
我倒退一步，我很震惊。几周前，斯特恩明确表示不会采用陷害论的辩护策略，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想过这件事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没有提出这一说法，但一切的进展都还顺利。难道雷蒙德的证词真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我已经不明白我的辩护律师到底是想采用什么样的辩护策略了。就在之前，我还以为他向陪审团传达的是这样一个信息：莫尔托想得到萨比奇的职位，所以，才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着急地提起对萨比奇的诉讼，而尼可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萨比奇本就有些不满。这就是桑迪·斯特恩，他总是洞悉人性的弱点，总是能潜移默化地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陪审团，从而削弱检方的可信程度，从而说明我被指控——这个荒谬的错误是如何产生的。而这种潜在的影响往往陪审员都心甘情愿接受。抛出我被陷害的这个说法是一个很大胆的策略，我和斯特恩之前一致同意，不值得冒这个险。现在，他突然这样说，我都还没有准备如何应对。法庭上的一切都会有记录，公众很快就会知道。记者在休息时间会把法庭记录员包围起来，恳求她念出记录的内容。我似乎看见了报纸明天的头版头条：律师声称，萨比奇是被陷害。天知道那些陪审员会怎么想。斯特恩的这一即兴发挥把我们的赌注大大提高了。
尼可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把这句话说了两三遍。
拉伦看着莫尔托，看他如何回答。
“荒谬。”莫尔托说。
“你的回答已经记录下来了。如果斯特恩先生真要证明这个案子里萨比奇先生是被陷害的，那么，我想，他和检方之间过去的过节就和本案有关了。”
这当然也是斯特恩抛出陷害论的原因之一吧，否则，有些问题就在陪审团的面前无法问出了。
“我得说一句。”拉伦说，“斯特恩先生，你现在是在玩火。我不知道你到底下一步想怎么办。但我要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最好对检方的应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为，检方在回不回答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第二，你最好有直接的证据，否则，我会禁止你在询问证人的过程中提及任何相关的话题，而且我会当着陪审团的面驳回你的问题。”人高马大的拉伦低着头，盯着斯特恩。在这个时候，大概很多律师都会退缩，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但斯特恩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我明白了。法官大人，您会清清楚楚地看到我接下来的打算，我们会摆出与之相关的证据。”
“很好。”
我们回到了法庭。
“他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在被告席坐下来后，我问肯普。他摇摇头，显然斯特恩事先也没有同他商量过。
斯特恩很快就问完了关于我解雇尼可的事，又问了几件小事。然后，他很随意地几句话总结完，回到我们的桌子边。
“快问完了。”他悄悄对肯普和我说，“还有一件事。对了，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问他刚刚在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是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过会儿再和我细说。肯普告诉斯特恩，他没有要补充的了，斯特恩便又回到证人席前面。
“还有几个问题，雷蒙德先生，感谢你一直以来的耐心。我们之前说过了，你曾经把一个案子交给波尔希莫斯女士处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案子。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雷蒙德说，他脸上带着微笑。
“那么，你知道莫尔托先生也被牵扯到这个案子里了吗？”
尼可立马站起来，愤怒地喊着“反对”，拉伦第一次在陪审团面前表达了对斯特恩的气愤。
“斯特恩先生，关于这个案子的问题，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法官大人，这和我方的辩护理由有关。”他指的是所谓陷害论，斯特恩在这里说得很含蓄，是不想让陪审团猜出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我必须说出来，我们打算继续对这个案子展开调查，如果有必要，也会提供相关的证据。实际上，这个案子本身就是证据。”斯特恩的意思是，必要的时候，我们会拿出那个B类档案，证明我确实是被陷害的。我再一次被他的话震惊了。拉伦往后一靠，双手抱头，大口喘着气。
“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这个话题了。”拉伦说。
“那还有两个问题。”斯特恩颇为严肃地说，还没等法官说可不可以，他就转过身，问雷蒙德，“莫尔托先生有没有问过你关于那个案子的事？”
“我记得有。在我辞去了检察长的职务以后，他就检查了拉斯迪，也就是萨比奇先生对波尔斯莫斯女士谋杀案调查时的所有资料。”
“那么，这个档案现在在莫尔托先生手上喽？”
“是的。”
“据你所知，他有没有对那个案子展开相关的调查？”
“我不知道。”
“我来回答。”尼可突然开口了，他站了起来，显然已经火冒三丈了。他满脸通红，眼睛滚圆，“他没有展开调查。这个案子只不过是萨比奇故意混淆视听的计谋，他才不会上当。”在陪审团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是很不合适的。但尼可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澄清自己。毫无疑问，他和莫尔托从外面走进法庭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了，要在陪审团的面前为莫尔托作一次明确而高调的辩解。斯特恩没有提出反对，而是慢慢地转过身，看着莫尔托。
“尼可先生。”他说，“这个案子到底是混淆视听，还是为了找替罪羔羊。”他暂停了片刻又说，“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是斯特恩对雷蒙德交叉询问的最后一句话。
拉伦这一周都不会再审理我们的案子了。星期五，他要听审其他几个案件。我等着斯特恩给我解释他的新策略，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收拾着桌子上的文件。雷蒙德在走出法庭之前，走过来和斯特恩握了握手，绕着我走开了。
最后，斯特恩终于来找我了。他用手帕擦了擦脸，看上去很轻松。他对雷蒙德的整个询问都很顺利，除了最后那一点儿小插曲。
但我还是很担心，根本没有心思去赞扬他的表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你不是告诉我，我们不会指控检方陷害我吗？”
“拉斯迪，很明显，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斯特恩朝我露出一个拉丁美洲人特有的微笑，充满了神秘。
“直觉。”他回答说。
“我们有什么证据？”
“你这倒提醒我了。”他说，他比我矮很多，要把手搭在我肩上还有点难度，于是，他换了另一个表达亲密的动作，整了整我的衣领，“现在，就由你来操心这件事吧。”说完，他转身走了。
第三十节
今天晚上，我说我累了，很早就同斯特恩、肯普道了别。其实，我还有一个约要赴。我离开法庭，给肯尼利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名叫“六兄弟”的小酒馆里。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片地区是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的地盘，倒并不是没有白人出没，只是，在这里出入的白人不会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高档的公文包。这里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仓库和工厂，中间夹着住人的简陋小屋。街对面有一家香肠加工厂，空气中全是辣椒和大蒜的味道。六兄弟酒馆和这一路上所有的小酒馆一样，地上铺着复合地板，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镜子上方装着灯，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投下奇怪的光影。
肯尼利没有在外面等我。我一走进酒吧，他就站起身，我跟着他走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四张桌子。他说：“在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笑着，但语气却并不是那么友好。他是警局的主管，而我是被告、是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个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的人。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你能来，肯尼利。”
他挥了挥手，让我有话直说。一个女服务员把头伸进来。我本来想说不用喝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要了一杯威士忌。肯尼利手上已经拿着一杯威士忌了。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四月份我去警局找你的时候，就应该问你的。”
“什么问题？”
“在八九年前，北区分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盯着我，他希望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人受贿了？”
肯尼利喝了一口酒。
“你知道你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吧？”他问。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瞎子傻子。”
他看着我，“你想往这件事情上查？”
我告诉了他实情。
“我觉得用不着。斯特恩很有本事，他能打赢的。陪审员都很喜欢他，已经有三个人巴不得约他吃饭了，你从那些人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他今天对雷蒙德的询问也很成功。”
“他们都说尼可没什么胜算。他们说，他对这个案子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