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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奈特，我是她唯一的男人，是她唯一爱过的人，想来应该是真的，不过这对她来说，是好是坏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第二十一节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总觉得这些律师都有着自己紧密的小团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通风报信。斯特恩告诉我，在尼可刚刚上任后不久，他就传讯了雷蒙德，雷蒙德以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借口回绝了。斯特恩说，他是从一个很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既然如此，我猜雷蒙德和尼可之间应该还是相互敌视的，但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又表示他可能还知道别的什么事。但不管是谁告诉了斯特恩雷蒙德出庭的真正原因，斯特恩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雷蒙德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在走往他办公室的路上，雷蒙德就迎了过来，他穿着衬衫，没有穿西装。
“斯特恩、拉斯迪。”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又长胖了，腰围那一圈的衬衫被撑得有点紧，“你们之前没来过这里吧？”
雷蒙德带着我们逛了一圈。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大公司一样，出于规避税收的原因，都装修得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雷蒙德给我们介绍了墙上的画，我猜那些画家的名字他大概也只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什么斯特拉、琼斯、劳森伯格之类。他指着一幅全是波浪线和正方形的画说：“我最喜欢这一幅画。”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九或十米长的桌子，是用一整块绿色孔雀石雕成的。
斯特恩问起了雷蒙德的工作状况，雷蒙德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处理各种联邦检察院方面的工作，还不错。”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客户把绳子有问题的降落伞卖给了国防部，现在正在打官司。完全是由于疏忽。”雷蒙德带着一个邪邪的微笑对我们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雷蒙德的办公室。他们给他安排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但是面朝西南，风景极好。雷蒙德的荣誉墙也搬到了这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挂在正中间的是雷蒙德任职检察长时站在讲台前的大幅照片，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四十多个人，我也在里面，不过是在右边的角落里。
雷蒙德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叫皮特还是别的什么名字，是雷蒙德的助理，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将记录下我和雷蒙德会面的全过程。如果以后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内容出现了争议，那么将由他来作证。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雷蒙德让秘书把咖啡送进来之后，便开口问。
“首先。”斯特恩说，“我和拉斯迪都很感谢你抽空和我们见面，谢谢你！”
雷蒙德挥挥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话有点奇怪。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也很想帮忙，让我们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拉斯迪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他听着就好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朝皮特看了一眼，皮特正拿着小本，记个不停。
“当然没问题了，你做主。”雷蒙德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装作拂去灰尘的样子，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看到桌上有什么灰尘，“你让他也来了，我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你们决定就好。”
斯特恩习惯性地皱起眉头，这是他们拉丁美洲人典型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有些话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吧。
“那么，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雷蒙德又问。
“我们在尼可的证人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当然。”雷蒙德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斯特恩。检方给你发来了传票，那你就必须出席。”我见过他这个姿势上千遍了，他这是在虚张声势。雷蒙德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多，他总是喜欢微微笑着，却很少直视对方，这是他同辩方律师谈判时的技巧。他这个表情的潜台词是，我很想帮忙，但我无能为力，其实等对方一走，他就可能开始破口大骂。
“如果你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你一定会出庭了？”
“是的。”
“我明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的证词，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没有跟检方说过什么？”
“那倒不是，我和他们谈过了。你也知道，我和你们谈，也和他们谈，我和莫尔托坐下来谈过好几次了。不过仅是面对面谈谈，并没有录证词。”这可不是好兆头。我心里涌上来一种恐慌和愤怒，但我努力压抑着它们。雷蒙德受到的是明星证人的待遇，他没有正式录证词，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交叉询问时证词前后不一致所带来的风险。检方多次约见他，说明他对这个案子至关重要。
“你说到的问题。”斯特恩说，“我猜，应该不是豁免权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件事让我的新合伙人非常紧张，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儿尴尬。”他干笑着说，“我到这里才三天，一开始新工作，就接到了传票。我猜，索利·韦斯一定烦死了。”他说的索利·韦斯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斯特恩沉默了，他把帽子和公事包放在膝盖上，仔细地打量着雷蒙德，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他有时就是这样，好像突然忘记了所有的礼貌，沉浸在对各种现象的深层分析中。
“那么，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斯特恩终于轻声开口问了，他显得很镇静。
“合伙人吗？”
“当然不是。我是想知道你的证词大概会说些什么，你也曾经做过我这样的工作，你应该明白的。”斯特恩说话的语气恢复了往常的礼貌和委婉。一秒钟前，当他问雷蒙德都告诉了检方什么时，那神情就像是倏忽而过的一道闪电，好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才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