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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朱济世和法国大使布尔布隆所达成的最新协议，中法将以越南首都顺化为分界线，划分在越南的“势力范围”。而顺化城则会继续交给阮朝统治——阮朝也将暂时被保留下来，作为中法两国的共同傀儡。另外，还有儒学和天主教都可以在越南全境自由传播；中法两国都将在越南全境拥有贸易特权；中法两国合资建立越南银行负责在越南境内发行货币；中法两国公民可以在越南全境自由居住、经商，并且拥有治外法权等条款。
这些条款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大明“让”了半个越南给法国，但实际上却对大明的扩张更有利一些。毕竟越南离法国远，离大明近。越南的文化也和大明接近，特别是儒学在越南的影响力极大，和大明一样，越南阮朝也才取科举取士的制度。现在阮朝的官员几乎全靠科举选拔，所考核的内容同样以儒学为主，甚至还以八股文取士。同中国之前实行的科举制度大同小异。更重要的是，现在的越南现在的官方文字还是汉字（字喃在西山朝曾经成为官方文字，但是阮朝复辟之后又开始使用汉字）。
综上这些，都是中国比之法国更为有利之处，法国或许可以在越南活动许多经济上面的利益，但是要长久将越南变成法国殖民地恐怕也是不大现实的。所以朱大皇帝一面和法兰西人勾结在一块儿侵略越南国，一面还琢磨着要用强化越南传统的儒学思想，而且还要把越南儒学中的越南特色全都剔除了，变成纯正的中国儒学而且还是理学正宗，这样将来吞并越南就容易多了。
“皇上的意思，还是要用圣人之学教化人心的。”罗泽南侃侃而道，“攻下越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杜文秀肯听皇上的话，他的大理兵就能踏平越南国！他要不听话，一个军的陆军怎么也能大获全胜，况且法国人还派了军队过来。但是平越南阮朝易，得越南人心难，若是人心不附，终究不能吞并其国的。”
说起来越南这个国家还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历史上明成祖的时候就灭过一次越南，后来没守住让越南人复了国。到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又和越南打了一架，结果打出一个“臣而不服”的结果，还被不知羞耻的乾隆皇帝当成什么十全武功里面的一“全”了！
不过现在越南的阮朝据说已经腐朽了，所以打服阮朝是不担心的。其实就算阮朝振作，也不可能是朱明大军的对手！但是推平阮朝不等于亡了越南，越南据说是有英雄不屈的人民滴，当年美帝那么牛逼都没有强迫越南人民走上民主自由的邪路。
所以知道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历史的朱大皇帝也不敢吃相太难看。在打败阮朝之后，越南国和阮朝皇帝的牌子还要继续挂着的，越南儒生还是想办法忽悠好了。
就算是“分”给大明的势力范围也不能一下子全变成占领区，要不然越南人打起游击战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对越南得要一口一口慢慢吃。今天割一块地皮，明天划一个租界，后天来个什么“西北勘界条约”，用蚕食的办法对付他们，即使最后不能全吞并了，也能把越南最肥的地盘全都变成大明帝国的神圣领土。
当马新贻坐着马车离开双峰郡公府回自己在应天外城的住所时。玛丽亚堡内，朱济世正拿着自己的玉玺往一封国书上面敲章，敲完之后，就将这封国书递给了外交部尚书吴春秋。
他对吴春秋道：“越南南方一旦为法国所据，暹罗可就处于英法势力和缅甸的包围之下，英法对暹罗皆有野心，而缅甸又是暹罗世仇，暹罗唯一可仰仗的就是我大明帝国了。而维持暹罗之独立，对我大明也是有好处的。你去告诉拉玛三世，朕和他同为华夏子孙，又都是一国之君，自然应该互相扶持。因而朕可以同他签署互保协定，确保暹罗国土不受任何外国之侵犯。不过朕的恩典不会随便施予，朕需要暹罗国成为华人繁盛之国，使暹罗成为儒学兴盛之地。朕不知道有拉玛王朝，只知道有暹罗郑氏之国。若拉玛三氏同意朕的条件，朕愿与他结为兄弟，朱郑两朝便是兄弟之朝。他就是想取缔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朕也会支持的！”
吴春秋笑道：“皇上的条件拉玛三世一定求之不得，有这一次日本国在皇上的支持下大败沙俄的战绩。拉玛三世和暹罗权贵哪里还不知道该抱谁的粗腿？拉玛三世早先就收回了英国在暹罗收购食糖的权益，还禁止私人在对其他物产如木材的贸易采购权。又下令取缔教堂和修道院，虽然由于总总原因，没有完全实现，但早就引起西方列强的大为不满，皇上若能视暹罗为兄弟，拉玛三世又怎么会拒绝呢？再说拉玛王朝也自称是郑信大帝（华人）之后，历年入贡满清的时候都用郑氏之姓，拉玛三世就自称为郑福。而且拉玛王朝一直欢迎华人前往暹罗，对华人利益也比较照顾，这个王朝也可以说是一个华人王朝。”
第568章 闹起了学潮
孔子曾经曰过：己所不欲勿施为人。而大明朱皇帝朱济世现在的所为就是和圣人之言相悖，他现在是己所不欲全施与人！比如将儒家理学这种好东西输出给东南亚各族人民而自己却在中国拿儒家士大夫的花岗岩脑袋开刀。
而这样的行为，当然会遭到一部分有正义感的儒家士大夫的反对！这一点朱济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当俄罗斯帝国在东亚的扩张被日本武士的神风自杀船打败之后，大明国内的注意力终于转回到了科举改革这件关系到千千万万人仕途的大事上面来了——相比之下讨伐安南不臣之国根本就是件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而且现在大明的儒生士大夫和明末的士子还是不一样的，不是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谁也不会去踩皇帝老子的尾巴。
就在朱大皇帝准备以迎娶琉球女王的名义前往日本时，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就忽然揭开序幕了。
这场风波开始的地方是四川，导火索是四川科举考试。四川是和江南差不多时候落入朱明手中的，但是大明朝廷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暇顾及四川的事情，并没有在四川推行“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政改，而是沿用了官府——衙役——士绅——民众的管理模式，也没有在四川开科取士。直到1850年上半年才开始筹备四川全省科举。
有科举可考对读书人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因为科举和教育改革的实行，这一次四川科举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限于《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加入了算学、西学、兵学等内容。而且还在科举考试之前在《大公报》、《大明时报》的四川版上面，还有四川各府学、县学的大门口新树立的告示牌上公布了科举改革内容。又推出了一批内容简单扼要的西学、算学、大明律法和兵学书籍给参加准备参加考试的儒生当做复兴材料。但还是遭到了四川儒生们的强烈反弹——和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相比，这个时代的四川更加封闭，四川籍儒生士大夫的头脑也更为保守。而且因而对新学的反对声也远远超过两江、两广、闽浙和湘湖。
不过这些四川读书人虽然反对新学，但是却很快学会了用报纸进行斗争的路子。而且还创造性的发明了贴“大字报”的方式！几乎每个县城的城门口都贴满了出自当地士林领袖之手的“大字报”，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攻击新学的。
紧接着，又有四川士林领袖在全国性的旧派报纸《学报》四川版上刊登文章，号召全川士子罢考，还要组织四川士子去应天府向朱皇帝请愿，要去尊孔崇儒，停止以西学乱中华之举。
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裕丫什坷肟贾荩斜撑烟教旃亟宓拿缤贰Ｃ晒欧矫娴男问埔膊淮笪榷ǎ澈９刃蓝栽勖峭澈５孛嫔现趁竦淖龇ㄒ财奈宦劭次鞅薄⒚晒拧⒍倍蓟嵊斜渎遥绻械氖孔釉倌质虑椋椅Ｒ樱 �
身兼殖民地部尚书的郑洪显然也知道渤海国方面的抗议，摇头苦笑着。
刚刚当选立宪议会议长的刘鹏嗯咳一声道：“四川士子无非就是罢考，其实秀才为官、官衙下乡的事情对谁有利？还不是四川士子自己！他们不考，咱们就从外地调些府县官过去，继续用吏员治民就是了。儒斋先生，你说呢？”
现在保皇会已经纠集起了一批政客议员，在立宪议会和八省公局中的势力远大于正道会。而立宪议会的议员们并不是后世那种议会民主国家的议员，现在的大明还没有议会斗争的土壤，这些议员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表达皇帝意见的喉舌而已——说起来朱济世为大明立宪议会所设计的“纳税等于代表权”的制度也是有挺大后门的。根据财政部的预计，大明帝国各省（兰芳算在广东省账上）当中，税收最高的就是广东省、南直隶省（含应天府），包括海关关税和盐税在内，光复3年两省预计的税收分别高达4600万元（其中兰芳大公国就有1200万）和3000万元，占到南方八省总税收的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