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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方略上，“开合”有度才能成功。我国北宋时，外交关系复杂，除了宋辽对峙外，还有西夏国参与其中。西夏国的元首——无昊，就能用“闭合”之木，周旋于大国中间，安然生存。
元昊建立夏国之后，兵寡势微，而与其相邻的却是幅员辽阔、兵多将广的辽宋两国，为了在西北占住地盘，他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即根据宋辽实力的强弱，不断修正自己与两国的亲疏关系，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使本国始终处于安然无恙的地位。
元昊即位时，正是宋朝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向辽国纳市议和的时候。
元昊采取了“联辽抗宋”的方针，再一次同辽国联姻，娶兴平公主耶律氏为妻，亲到边境迎亲，同时虽也接受宋朝封号，却受诏书不跪，并慢待宋朝使节。当时宋夏边境紧张，小规模冲突不断，元吴采纳了张元的建议，据陕东争，更结契丹，不时出兵进扰，使宋朝“一身二疾”，难千应付。
当西夏打了几次大仗，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辽国乘虚而入，在边境上收留了党项族叛民，并打着夏辽“甥舅之亲”的幌子，压服元昊。元昊不甘示弱，也诱降了辽国边境部族投奔西夏，并在与宋的谈判中，不受辽国要挟，称男而不称臣，这样就导致了辽夏关系恶化。辽圣宗欲举兵问罪，元昊见形势不好，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立即同宋朝签订和约，不再坚持长时间争扯的“名义”问题。并派人偷入辽境，焚毁辽军粮草，阻其出兵。
1044 年，元昊采用“诱敌深入”手段，在贺兰山大败辽军。然后优待辽俘，派人同辽议和，照惯例纳贡。使宋、辽、夏三国仍处于鼎立之势。
元昊以军事辅助外交，多次在打了胜仗后议和，表现了他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能够善于把握时机，利用矛盾，采用灵活多变的方针，这也是西夏能以弹丸之地安处于大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原因。
开合之术用之于游说上层决策者时，要把握良机。
唐太宗是一个善于听取臣僚意见的开明皇帝。可是到了晚年，他看到天下一派太平景象，渐渐生出骄做情绪，身为谏议大夫的魏征很想找个机会对太宗指出这个问题。
贞观十二年的一天，唐太宗为皇孙诞生宴请群臣。席间，太宗高兴他说道：“贞观之前，随我夺取天下，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帮我纠正各种谬误，是魏征的功劳。”遂叫人取来两把漂亮的佩刀，赐给房玄龄和魏征。
房玄龄爽快地接了过来，魏征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臣实受之有愧！”
太字很奇怪，问道：“此话怎讲？”魏征说：“近些年来，政事己不大如贞观之初，说明我并没有尽到纠正各种谬误之责，所以受之有愧！”太宗非常诧异，问道：“难道我的政事不如过去吗？”魏征见皇上这么发问，便说：“陛下权威比贞观初年是高了，但人心悦服则不如过去。”太宗不解地问：“何以见得呢？”魏征答道：“陛下过去总担心国家，所以政绩越来越好；现在则以为治好了，心安理得，所以说不如过去。”太宗说：“我现在所作的，还是过去那一些，你怎么说不同了呢？”魏征回答说：“贞观年初，陛下惟恐群臣不提意见，常鼓励大家，遇到有人进谏，能愉快地接受；这一二年来，虽然接受一些意见，可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大宗听了有点吃惊，忙问：“你有什么根据吗？”魏怔顺势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判元律师死罪。大臣孙伏伽进谏，认为按照法律不应该判以死刑，陛下接受了意见，并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的园子赏给他。有人说赏得太厚了，您说，‘即位以来，还没有人向我提过意见，孙伏伽是第一个，所以得厚厚地奖赏他。’这是您主动引导人们进谏。”接着说：“前不久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地租是严重地剥削老百姓，妇女流行高髻是宫中传出来的。”
陛下狠狠他说：“这人是想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钱，宫女都没有头发，才心满意足呢！‘并想以诽谤罪惩办皇甫德参，只是因为臣当时苦苦劝说：”自古臣子上书，若不激烈直率，就引不起君主的注意，而激烈直率就近于毁谤’，陛下才没有治罪于皇甫德参。这就是勉强接受意见了。“
唐太宗因为喜得孙儿，兴致非常好，所以听了魏征的长篇大论之后，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拍掌大笑说：“我要把你刚才所说的抄录在屋中的屏障上，早晚阅读，提醒自己，并要史官写入历史中。”
魏征批评太宗，是趁太宗高兴和发问时候，这是使皇帝接受动谏的最佳时机。他抓住这个机会，大胆地向皇帝进谏，使皇帝欣然接受了他的诤言。
《鬼谷子》第一篇就是“捭阖”，“捭阖”的本义就是开合。
它在《鬼谷子》一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含义，但是基本含义还是指开合。
《鬼谷子》一书认为，一开一合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认识它是掌握事物的关键，因而它也是进行游说活动的最基本的和常用的方法。
《鬼谷子》一书的“捭阖术”在中国传统智慧中是独有的，它是纵横家们在斗智、论辩中行之有效的一木。
纵横家运用捭阖术的过程一般是：估量对方的贤、勇等，方面的情况。
依情况，或者先使对方开启，即“捭之”，或者先使对方“闭藏”，即“阖之”。让对方开启是为了掌握对方的情况，让对方闭藏是为了坚定对方的诚意。一开一合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将实力和计谋全部暴露出来，以便对对方作出准确的估计，然后根据不断探恻，实施说服。说服时也是或者捭之，或者阖之，有时候口只能吃饭，而不能说话，说之必夫，这时候就要阖；有时候口必须张开，用讲道理去游说人，游说家、游说国、游说天下。一开一合的反复，就像一个圆环，开合环绕其上，开到了极点又复归于合，合到了极点又复归于开。往复无穷地运用，没有什么不可以成功的。
自古以来，朝廷中的将相大臣，或者因一言一行不合帝王口味，或者受某些奸佞小人的诬告陷害，而触怒了皇帝，都会立刻有杀身之祸、灭顶之灾。
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这话千真万确。
但是神奇的是，每当处于这种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能够救授蒙受冤屈的将相大臣的，不是千军万马，而是旁观者能说出一番很得体的话语，触动皇帝的心，使他恍然大悟，那么马上就可以消灾弭难，甚至转祸为福。
如汉代的著名丞相萧何，有一次向汉高祖刘邦请求将上林苑中的大片空地让给老百姓耕种。上林苑是一处专为皇帝游玩嬉戏打猎消遣的大片园林，刘邦一听萧丞相居然要缩减自己的园林，不禁勃然大怒，认为萧何肯定是接受老百姓和商人们大量钱财，才公然替他们说话办事的。于是下令中央最高司法官员廷尉将萧何逮捕下狱，审查治罪。那时候廷尉专门替朝廷办理案子。
只要皇帝认定某人有罪，廷尉官不惜大刑使犯人服罪，以讨好皇上，所以如果真的把萧何交给廷尉处理，那么肯定会屈打成招，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在这紧要关头，旁边有一位姓王的侍卫官上前劝告刘邦说：“陛下是否还记得原来与项羽抗争以及后来陈豨、黯布相继谋反，陛下都亲自带兵东讨的时候？那几年，只有丞相一个人驻守关中，关中的百姓又非常拥戴丞相。
假如丞相稍有利己之心，那么关中之地就不会是陛下的了。萧丞相不在那个时候去自己谋大利，反而会在这个时候去贪占百姓和商人的一点小利吗？“
简单一席话，击中了要害。刘邦深有感触，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对不起丞相的一片忠心，非常惭愧。于是当天便下令赦免萧何。
汉代的另一位开国元勋周勃，曾经帮助汉室铲除吕后爪牙，迎立汉文帝、有定策安邦的大功。可后来当他罢相回到自己的封地后，一些素来忌恨周勃的奸伪小人便趁机向汉文帝诬告周勃图谋造反。汉文帝竟然也相信起来，急忙下令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追查治罪。按汉代的法律，凡是图谋造反者，不但本人要处死，而且要灭家诛族。就在大祸将要降临这位可怜的功臣元勋头上的时候，薄太后出来劝文帝说：“当皇上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周勃手里拿着先皇留给你的皇帝玉玺，又统帅着主力部队北军，是谋反最有利的时机，但是他一心忠于汉室，帮助我汉室消灭了企图篡权的吕氏势力，把玉玺交给陛下。现在退休回到自己的小小封国里居住，怎么反而在这个时候才想起谋反呢？”
文帝一听，心中疑虑顿时烟消云散，立即下令赦免周老丞相之罪。
以上萧何和周勃二人，可以说是到了灾难临头，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了，可是却在一席言论之中顿时转祸为福，一切相安无事，这都是一席妙语的巨大威力。
不过，妙语虽然能转祸为福，却也要看是不是面对着一个贤明的君主。
如果皇帝昏庸愚昧，那么结果就不尽如此了。
再举一个汉代的例子。西汉末年，宣帝死去后，丞相萧望之受宣帝遗诏辅助幼主汉元帝。由于萧望之深受汉元帝的器重，因此被当时的一些奸臣门下：侍中许章、车骑史高、宦官弘恭和石显等人所嫉妒。弘恭、石显二人看准时机，在元帝面前诬告萧望之与周堪、刘更生等人内外勾结、专擅朝政，建议将萧望之等人“召致廷尉”。当时汉元帝糊里糊涂，还不知道“廷尉”
到底是于什么的，以为“召致廷尉”也无关紧要，于是就不加思索地同意了这一建议。后无帝有事要召见萧望之等人。回报说已被关禁在监狱里了。元帝一听大惊，急忙放他们出狱，回到朝廷继续主持政务。这时史高受恭、显指使，出来上奏元帝说：“陛下刚刚继位，还没有以道德教化布告天下，而先审查自己的师傅，既然已经把他送进了廷尉狱，就应该立刻罢免他的官职，然后赦免出狱，以示恩德。”元帝不审其意，于是将萧望之等人贬为庶人。
汉高祖、汉文帝是一代明君，所以能够接受忠言劝告；而汉无帝昏庸无能，听任奸臣摆布，这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帝王的权威往往如雷霆万钧，无所不及。作为皇帝身边的臣仆，畏君如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言不当，一事不慎都可以被削官为民，甚至身首异处。
对帝王来说，他们一方面强调君权神授的思想理论，采取各种手段驾驭百官、驱使百姓，维护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帝王身处深宫，不可能详细体察百官、了解下情。这样一来，在与臣仆或百僚的有限接触中，帝王就常常依据臣僚的一言一行而产生喜怒，决定取舍。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产生许多“一言、一事之官”。
汉武帝当政时，未央宫御马官上官桀，养马得法，很受汉武帝喜欢。汉武帝曾经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不能坐朝视事和在宫庭外骑马游猎。等汉武帝病体痊愈后，他猛然发现宫中御马比以前瘦了不少，这位非常爱马的帝王把上官桀找来，气愤地指责他说：“你是不是以为寡人一病不起，连御马都不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