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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同意大利军事情报局交换情报，多半是因为卡纳里斯和切扎里·阿梅将军之间交往甚密的缘故。德国及其盟国通过外交渠道传递间谍情报。例如，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电员泰勒·肯特复制了数百份机密文件，交给他的一个女友，这个女友再把它们转交给意大利武官（这时英国和意大利还未交战）。结果，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国驻罗马大使电告柏林：罗斯福总统对温斯顿·邱吉尔说， “可以把四十至五十艘旧驱逐舰交给英国，”电报中还谈到其他十分重要的问题。
轴心国政府首脑偶尔互相提供情报。他们将情报写在信上，通常是为了证明他们所阐述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相信美国将参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信中说， “这次将是一支远征军，到达后将驻在埃及。这是合乎逻辑的。我有一份由我的情报机构截获的电报，这封电报宣布，由马克斯韦尔将军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
其他轴心国独裁者很少提供哪怕是象这样微不足道的情报。
德国周围一些小国的代表，害怕得罪德国，他们卑躬屈膝地同希特勒一起开会时，在提供情报上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附和他对形势的看法。他们点头称是，用另外的话或另外举出事实来重复他的论点。这种做法的后果对情报是不利的，因为它加深了希特勒的不符合实际的印象，而希特勒正企图凭着这种印象来操纵德国的战争机器。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移居国外的人遍及全世界，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或拓展地。在一些地方，比如美国，他们相当迅速地被同化了。在其他地方，他们好像居住在“飞地”上，在文化、语言上自成一体。最大的这种“飞地”在俄国，苏联政权为他们建立了日耳曼伏尔加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四百万旅居海外的德国移民，通过七十四个组织同他们的祖国保持联系。有些组织远在一八八零年就建立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新的纳粹机构谋求在移居国外的人中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势力，或者利用他们在国外实现纳粹党的对外政策目标。第五纵队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无论新组织还是老组织，都从移居国外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在几个亲纳粹的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外国研究所。
它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原是一个宣传机构。但是，或许由于它设在斯图加特（这是为德国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移民的一个地区的中心），它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变化。为了帮助德国人在海外找到谋生的机会，德国外国研究所收集有关其他国家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它们的工业和就业方面的情报。希特勒上台后，这个工作继续进行，这个机构也纳粹化了。
这个机构的情报大多来自剪报，它按国家将这些剪报归档。有些情报来自应邀撰写报告的旅行者或居民。大部分这种情报相当笼统，虽然这些情报的细节通常是准确的，但对比较大的问题的看法却是错误的。比方说，这个机构关于美国对德国的态度的情报就非常错误。这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情报员，几乎都是长期居住或短期访问德国侨民居住区的德国人或德国人的后裔，他们的观点常常是片面的。甚至在剪报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支持德国人的偏见的材料。
这种做法使德国外国研究所未能纠正德国对美国所作的流行的判断。
不过事实证明，有时候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和源源而来的报纸与杂志，对注重事实的政府机构来说是有用处的。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是有许多日耳曼族人居住的边界地区，为了便于德国占领苏台德区，德国外国研究所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了捷克人居住区和日耳曼人居住区交界处的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边界地图。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写给斯图加特市长的信中说，德国外国研究所“经常为德国军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还寄去了五千德国马克（二千美元），作为德国外国研究所以后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进行合作的报酬。德国外国研究所用其中的三千马克开设了一个报刊剪辑服务部，剩下的钱用来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当地军区的几位军官在这个机构里招收新的成员。战争爆发的时候，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向德国外国研究所布置任务，要它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海军总司令部提供报刊上的每日军事新闻。当统帅部谍报局在一九四二年需要人乘潜艇到美国执行任务（就是后来派出八人破坏小组）的时候，它也是从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里找到这些人的名字的。
收集外国情报的最重要的纳粹机构还是国外组织。这是国外所有纳粹党员的组织。它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威廉·博勒。当他一九三一年在汉堡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可是他出生在英国，具有领导这个组织的足够资格。在他的指导下，这个组织迅速发展扩大，一九三三年初只有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五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人。他在一九三七年受到嘉奖，被提升为外交部国务秘书。一九三五年夏天，博勒和当时还未担任外交部长而只是希特勒主要外交事务顾问的里宾特洛甫商定：这个组织里的一大批支持者应当帮助促进实现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办法就是提供有关东道国的情报。
因此，每个国家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每月向德国的纳粹党国外组织总部提供四至五页有关东道国政治形势的报告。有时候报告中也夹杂一些零零碎碎的经济军事情报。博勒吹嘘说，他从他在国外的纳粹党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比外交部从外交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要多。他并没有把这些报告送给外交部长，而是送给党内的顶头上司赫斯和博尔曼。希姆莱也看这些报告，但希特勒却很少看。原因是，虽然博勒大吹牛皮，这些报告的质量并不特别高，也没有经常向纳粹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外国秘密。外国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主要是从东道国的报刊上搜集情报，甚至很少加上他们自己的情报或评论。他们选择的材料当然适合纳粹的口味。
因此，看材料很少超过两页的希姆莱，却能全神贯注地阅读国外组织的大叠大叠的报告，并且在报告上写上象“非常有趣”、“很有见地”这样赞许的批语。其实，这些报告很肤浅，缺乏实质内容，这意味着它们对制订外交政策几乎不能起任何帮助作用。
国外组织还起着另外一种恶劣作用。它提供了大批未来间谍。早在一九三七年，国外组织就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保持联系。联系人是海因茨，科尔斯上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炮兵，是国外组织的成员，一九三三年他由于从事亲纳粹的活动被逐出奥地利，一时名声很臭。后来博勒任命他那个组织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担任党卫队保安处的联络官。这个人就是埃里希·施瑙斯，高高的个儿，三十刚出头，曾经担任马德里纳粹党组织负责人，博勒认为他虽然缺乏想象力，办事却勤勤恳恳。
国外组织最成功的间谍活动之—‘发生在荷兰。那里的纳粹党领导人是一个牙科医生，名叫奥托·布廷。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德国驻荷兰大使也怕他三分。为了防止荷兰人窃取情报，他自己担任大使馆专员。他在海牙享有外交豁免权，他占了一所房子的一半，另一半被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占用，谍报局有自己的特务。布廷除了拥有这些雇用的间谍外，还拥有日耳曼公民协会（荷兰的纳粹组织的别称）遍布荷兰各地的许多会员。一九三九年二月，他建议让德国姑娘在荷兰达官显贵家里当佣人，对他们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建议似乎没有产生结果，正如他提出让他的协会会员对荷兰的航运企业进行间谍活动的建议没有产生结果一样。科尔斯告诉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已经为此事作好了安排。最后，布廷干脆指示他那个组织在荷兰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供所有可能具有军事意义的资料情报。
几十种情报寄到他这儿来了。有的描绘了筑垒工事、机场和公路障碍物；有的报告了窃听到的电话谈话和军队调动。布廷将其中部分情报送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驻荷兰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吹牛说，荷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布廷把其他的情报装进寄给科尔斯的信封里，利用他的外交豁免权，把这些信带到边界另一边的克列弗付邮。不幸的是，一九四零年四月的一天，他还是把一封这样的信弄丢了，信里装着十五页报告，有的是打印的，有的是书写的，有的报告上头署名德国大使馆，有的署名专员布廷，有的署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驻荷兰负责人的化名“乔纳森”。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海牙郊区沃尔堡的一条街道旁边拾到了这封信。荷兰人拆了信，然后立即把布廷撵走。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博勒写道，他胜利地完成了获取有关荷兰军队及其防务系统和设施的情报的任务。
纳粹党国外组织也在南美洲吸收间谍。在智利和阿根廷的间谍网中，有许多成员的名字，是首先在纳粹党档案里找到的。在瑞士，几十名纳粹党国外组织成员为谍报局斯图加特站进行活动。采用这种方式吸收成员的办法，使间谍拥有不该拥有的名气，但是德国人还是这么做了，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平安无事，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这种办法在某些地方比较成功，在另外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成功。有些拉美国家政府的亲纳粹态度在长时期内保护了这些间谍，但是瑞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逮捕了几十个纳粹党国外组织成员。
在美国，由于纳粹党国外组织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担心类似的事件将损害两国关系，因而没有在德美同盟会会员及其前辈中吸收特务分子。纳粹党和德国政府尽量回避那些组织，也不鼓励纳粹分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尽管如此，纳粹分子个人还是有进行间谍活动的，有一位内科医生就是如此，他是新德意志之友会主席，是德美同盟会的先驱。他在他的周围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但这个间谍网在一九三八年被破获。尽管谣言纷纭，没有事实证明德美同盟会同这个间谍网有联系，因为这样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德美同盟会领导人弗里茨·库恩的确曾经大声宣布过：“如果他们是间谍，就该统统枪毙。”但他们不是间谍。不过，虽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