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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⑻
罗德先：生平不详。
注释⑼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注释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发行广告，后升任记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纪行》等。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注释⑾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注释⑿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组织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1975年被监禁。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注释⒀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 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 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