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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父亲正式写信给母亲，要求与之续弦。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五年级的她，思前想后，既痛死者，又怜生者，遂于这年的暑假在上海与章伯钧共结连理。有人说，女人是男人温暖的港湾。我的父亲在游离了两个渡口之后，最终停泊靠港了。我的母亲也是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允诺了这桩姻缘，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从此，他们双双携手，步向生活，共同面对不可测知的时代风云。同时，也开始了她一生一世的牵累。
问：章伯钧先生是您母亲一生的转折点，否则，她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对么？
答：对，但又不完全。因为扭转她人生轨迹的，还有邓演达。
邓演达与家父过从甚密。邓演达从德国归来，他们便一道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今日中国农工民主党之前身），人称第三党。这个党的构成，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一部分是从中共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
1932年邓演达从东北返回北平，逗留了一周左右。他听说李哲民的妹妹在此读书。邓一向对哲民有很好的印象，据同志们介绍其妹也表现不错，于是决定抽空亲自去北大医学院宿舍看看。
当邓演达出现在我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中年男人，就是参加辛亥革命，讨伐陈炯明叛军，组织领导北伐战争，一身兼四任，国共两党军事精英皆出其门下的邓演达，邓见母亲的宿舍堆满医学书籍，便问她是否想做个名医。母亲遂将自己愿以知识、智慧报效国民，服务社会的志向告诉邓先生。邓演达肯定了我母亲的求知心，接着又向她讲述了个人的观点：治病固然好，但对于国民、社会来说，最为重要和紧迫的是革命。职业是医生，天职是革命。中国革命道路漫长、曲折，需要许许多多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去肩负革命，作持久的奔跑。邓演达的讲话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最后，邓演达看了看腕上手表，即起身离去。他的来去似一只鸿雁，了无痕迹，而他的话，却像刀镂斧凿，永铭于母心。
问：您在刚才的谈话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邓演达看表的细节？
答：您是一位精细的记者。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 戴季陶乘机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唯有邓演达一人。这时，蒋介石收到历届黄埔毕业生请求释放邓的联名信。此举使靠黄埔起家的老蒋大为震惊，他决心杀邓。11月29日蒋亲自派其卫队，将邓杀害于南京城东。噩耗传来，举国骇然。特别是当我母亲听说一位看守托人辗转送出邓的遗物是一副对联（上书：人生自当忙不息，天地原来未瞬留。）另有带有汗渍与血痕的手表。她泣不成声，不由得想起邓先生以革命为天职的叮嘱，想起邓将军临别时朝手表投去的匆匆一瞥。在悲痛欲绝的哭号中，她感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旅途将永远和邓演达创建的第三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她要将毕生的精力与心智无条件奉献给革命。在那几天，我的母亲与同学连夜印发《宋庆龄宣言》，赶写反蒋标语。一月之内，标语传单遍布全城。她甚至与一些女学生黑夜摸到狮子胡同的北平卫戍司令部去张贴。
在我父母的婚后，父亲双手赠她一个用白绢包裹的物件。打开一看，是邓演达的那只金表。此后，我母亲奔波流离数十载，始终带着这件遗物。它浸透着那个时代的风雨烟尘。1966年，红卫兵连抄我家无数遍，这只手表被抄没。最珍贵的东西，以最粗暴的方式毁灭——中国的人与物之命运，常如是。
1978年我无罪释放，妈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去南京祭扫邓墓。秋阳下我母女二人含泪伫立在邓演达墓前，墓边绿草如茵，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青年，且又吃又喝。当我们默然离去时，只听得背后传来议论：“这邓演达是谁？”“大概是邓颖超的哥哥吧？”
问：想必你母亲李健生先生在“反右”及“文革”中，都受到很大冲击吧？
答：是的。“反右”红火的时候，上级派人来动员她与我父亲离婚，让她远看刘清杨、近学浦熙修（这二人都是在丈夫张申府、罗隆基倒霉之际，宣布“划清界限”的）。我母亲听了摇摇头说：“我封建思想严重，在这个时候要老婆离婚，绝对办不到。”翌日，这段话就上了首都各大报刊。自然，我的妈妈也戴上右派帽子。
谈到“文革”，我的心情极其沉重。以后，我会专门撰文追述这段锥心裂肺的岁月。总之，一切惨烈无情都指向了两个孤立无援的老人。那时的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均被红卫兵、造反派一律当成牛鬼蛇神。而我的父母便是牛中牛，鬼下鬼。别瞧民主党派从未执政，可整起人来一点也不逊色。
问：能否再介绍一下包括您本人在内的章氏后代的情况？
答：我父亲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儿子叫章师明，即我的大哥。他1920年生于我父亲的老家安徽桐城，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现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我的姐姐章诒学，1939年生于香港，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现为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委。
我叫章诒和，1942年生于重庆，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问：如此看来，章氏后代皆为民主党派成员，而且在事业上都有所成就。
答：成就二字不敢讲。但我们几个平素为人及工作成绩，至少在民主党派的圈子里大家是清楚的。从职业上看，我的兄长有那么点子承父业的意思。姐姐与我，一理一文。这与1957年后父亲对职业的看法有关。家父历尽政治风波，饱受精神折磨。1957年6月8日前，称他为民主人士，高官厚禄；6月8日后，说他是马路政客，人格全无。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此时似乎才明白政治为何物。60年代初，我就择业问题请教他，父亲说：“年轻时留学柏林，德国人告诉我，他们最尊崇的职业是医生和律师，因为人命关天，故学这两个专业的学制也最长。不想，当年我问异国人的问题，如今你拿来问我。这里，我只讲一句话，你选择什么职业都可以，但我唯一尊敬的是科学家或艺术家。因为他们比较干净。”
问：听说《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香港《文汇报》曾刊出章伯钧子女家属出资20万元，为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在其家乡河北省怀安县建立了李健生教育基金会。请问什么是李健生教育基金会？它是由谁建立的？
答：这是由私人捐款，以个人姓名命名的教育基金会。该会设立在河北省怀安县，旨在奖励这个地区的先进教师和优秀学生。李健生是章伯钧夫人，捐款人是章伯钧的子女。也就是说，是我们兄妹为纪念母亲，为发展其家乡的教育事业而办的一件善事。
问：你们兄妹怎么会想到要建立教育基金会？据我所知，你们当中谁也不是富翁大款。
答：自1957年始，我们三人在不同的地方均受着政治压力与社会歧视，人生道路坎坷不平。譬如我，“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坐牢10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团圆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生活搅拌着血泪，血泪熔炼了灵魂。 我对这样的人生并无怨悔，反觉自己有幸出自于这样的家庭，非常珍惜它。尽管父亲的骨灰摆进了八宝山，其实在他背上还背着黑锅。越是如此，子女就越应自强。我们兄妹性格迥异，待人接物亦有所不同，但都自觉尊守一条“法则”，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父母抹黑。现在，我们三人均已年过半百，更感到有必要为父辈、为社会做点事情。
问：听您的谈话，是否还要为章伯钧先生做点什么？
答：是的，只要主观条件具备，客观环境允许。
…转自 “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
罗隆基（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江西安福人，字努生。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三一年与张君劢等同组再生社，次年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一九四七年民盟被迫宣布解散，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一九四九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摘自《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关于罗隆基的这个条目，似乎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这个经御笔定下的铁案，至今也未见发布官方文件，予以废除或更正。我听别人说，在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发过一个文件，说明章罗联盟的“不存在”，可惜这个文件几乎无人知晓。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章伯钧）让我对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罗伯伯。”
这个罗伯伯，就是罗隆基。他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所以看上去这个罗伯伯比父亲要小五、六岁的样子。似乎父亲对他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二十二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六月二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